。待课堂安静下来，他讲得是。指《狂人日记》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又都写“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和神状态，自己是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学生们觉得这狂放的老师，还真是有学问、有见识的。

有时，废名确实有些狂傲。一次，他给学生讲修辞炼句，不讲唐宋八大家，也不讲明清小品，而以自己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桥》中的句为例说，“日争不”一句，就是托诗境的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学生说：“先生是否认为自己是大笔了？”废名笑不作答。

抗日战争爆发，废名告别留在北平的老师周作人，回到老家湖北黄梅，在县城一所小学谋得小学教师之职。从全国文化中心避难到寂静的有禅宗圣地铜磬诵经声萦绕的山村乡野，废名的灵魂是寂寞的，他的心开始向佛，写了《阿赖耶识论》。多年后，他拿给诗人卞之琳看。1929年废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卞之琳刚北大英文系，也算是废名的学生了。废名对卞之琳说，《阿赖耶识论》是自己“对佛的一认识”，是“正合克思主义真谛”的。而废名的好朋友熊十力也是研究佛学的，闻此论，大为不屑，二人经常为此争吵不休。邻居早已习惯二人的声辩论，常常对这两位书呆一笑了之。但有一天，论争之声戛然而止，众人前去一看，废名与熊十力正扭作一团，相互拳打脚踢。众人忙将二人分开，然后掩嘴窃笑。

二人的老师周作人，将之写《怀废名》中：

有余君与熊翁同住二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两位书生憨直的举止神态及文化神，皆现于笔端，让人读来不禁莞尔。

1934年，由邵洵主编的《十日谈》第四十四期上，有一篇文章写周作人与废名的关系：

记得今年暑假，周作人先生为了搜集日本文学史的材料，到了东京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问他，周先生的弟有没有几个特别的人。当时周先生回答：“有，一个是在清华大学教书的俞平伯，一个是北京大学担任讲师的冯文炳，便是笔名废名的冯先生。”

可见周作人是多么重弟废名的。当时，废名被称“京兆布衣周作人氏的三大弟”之一。

1946年，废名经俞平伯推荐，返回北大中国文学系任副教授。三年后，已成为教授的废名，从老家黄梅把儿接到北京，妻仍在乡下。熊十力则不接家眷，自雇了一个男佣，每天打杂饭。废名天天带着儿到熊家蹭吃蹭喝。酒足饭饱之后，好戏——争吵便鸣锣开幕。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将废名解聘了。在他无奈回湖北黄梅避难前，曾在北京雍和住了一段时间，史料鲜有提及。

1939年8月11日、18日的《新北京报》副刊，曾两次刊登废名致朱英诞书简，名曰“冯文炳书简”，还加个小语：“最忠实于自己灵魂的废名先生的作品，多年不见了。这些短简，是他寄给朱英诞先生的。谢谢先生的盛意，他让我们知冯先生平安，让我们在冷落的文苑里，竟得尝了一滴‘竹青的苦’。”

书简之一，是谈朱英诞的诗集《无题之秋》，准备邀林静希及几位诗友到公园讨论一下。

另几封书简也是写友人聚会、谈诗说禅的。前不久，见收信人朱英诞写的《纪念冯文炳先生（外一篇）——西仓清谈小记》（《新文学史料》）一文，让我们对那时废名的境有所了解。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我收到废名先生一函，匆匆跑到雍和西仓后院去找他；这是一个僻静的禅房，院中只有两棵瘦松。

冯先生说，他们把他解聘了。我以为：“走吧。”冯先生当时颇以为知言。

废名借住的西仓后院，是他的少年时代的同学，行脚僧寂照的住。寂照曾写信请朱英诞到西仓去清谈。朱到西仓后，朱与废名闲谈。谈到英雄人、才佳人，废名是反对的，他说：“自然，那些圣贤都很好；可是，从文学上说，你以为哪一书给青年人读最好？”

朱英诞不禁脱而：“《聊斋》。”

废名说：“《聊斋》跟我也有关系。不过，我说最好的一书是《牡丹亭》。”

朱英诞作诗较早，1928年有《雪中跋涉》，1932年回北平寄籍定居后，诗写得多起来。又有诗集《小园集》问世，由废名作序。林静希的《冬眠曲》、程鹤西的《小草》也由废名作序。

抗战胜利后，废名回北平后作三篇诗评，一为冯至《十四行诗》，一为林静希，一为朱英诞。朱英诞到沙滩北大访废名。彼此重逢，不胜慨，废名“兴地拈一粒榛说，‘好久没有吃到了’，便咬开壳，好像还问了记否温飞卿有什么咏抹之类的诗词云云”（《怀废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