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五祖寺，却笔笔都落在寺上。而今日几去五祖寺游览，已再无童年的意趣。这类小说崇尚平凡，多写生活情趣，颇有禅味。《打锣的日》《放猖》等，也将童年的受与禅意的暗示合。

与写童年回忆的明净不同，废名的另一类散文小说是议论的。多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解。鉴于废名文学功底厚，其观取自阅读经验，颇为独立不凡。《孔门之文》写孔门的学生；《陶渊明树》为诗文新释；《三年两竿》说六朝文章是“写”的，正是不刻意为文，方能随挥洒，于冲淡朴纳中显意。所以废名心仪和借鉴六朝文章。

周作人在给废名小说集作的序中，表达了自己极喜废名的乡土写实、寂静之的小说。鲁迅一开始觉得废名小说尚可，但后来评价不，在其《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

后来以“废名”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像先前一般的闪，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鲁迅此评显然失当。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人就颇不赞同。朱光潜以笔名孟实，写《〈桥〉》（载1937年《文学杂志》）一文，肯定地说，“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偏重人对自然景的反应”，“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

在沈从文、朱光潜看来，废名的小说《桥》，除了如一般小说一样都反映农村风景和风情、风俗之外，还透一独有的人生态度和悟生命的方式。而早期对农村小人的不幸命运的同情，已转向对人间社会人生的“真”与“梦”的营造与编织。小说中小林天真快乐的乡塾生活，他和史家庄丽的琴青梅竹的日，长大后小林辍学回乡，同未婚妻琴和堂妹细竹三人的微妙情关系，是那么宁静、和谐，有波澜却不惊，构成了一曲世外牧歌般的响乐。小说没有回避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无意淡化人丑陋，而着重呈现人自重自、返璞归真的情和自然适意的生活形态，表达了废名世中，对人间好生活的向往。

废名是位参禅打坐的居士，他的小说将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与东方禅宗思想两相合，他是利用小说纯粹的童心，抒发自己在人生困顿到乐天知命的人文情结。另外，小说中的人隐逸的气息重，貌似放浪形骸，实为表现知识分心中的困惑和忧郁。

废名小说为我们贡献的独特文本，比其小说提供的对生活与人生的文学阐释更为重要。废名的小说淡化故事，重在烘托诗境，正如后来汪曾祺在《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中所说，废名是中国20世纪“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开山鼻祖，对“京派”文学的渗透力极大。“京派”小说坛主沈从文，还有芦焚（师陀），甚至汪曾祺、何立伟，都从废名那里汲取过养料。

废名，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童年时家乡的枫柳、沙滩、小桥，县城外的四祖寺、五祖寺等禅宗圣地，给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学记忆。1922年北上北京，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发表作品时，使用“废名”之名。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其时，他的第一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已版。

1930年，骆驼社创办《骆驼草》时，周作人让废名实际编辑者，很好地贯彻了周作人提倡的平淡隐逸的文学思想，《骆驼草》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之一。

周作人是1923年9月第一次见到废名。那时，冯文炳在北大校园里已小有名气。读其文，周作人发现有些“涩”，但却喜，破例主动为废名《竹林的故事》作序。这让一直崇拜周作人的冯文炳，喜望外。

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对废名的音容笑貌，是这么描写的：

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废名眉棱骨奇，是最特别。在《莫须有先生传》第四章中房东太太说，莫须有先生，你的脖上怎么那么多的伤痕？这是他自己讲到的一，此盖由于瘰疬，其声音之低哑或者也是这个缘故吧。

《莫须有先生传》系废名的小说，莫须有是该小说的主人公。因莫须有言行乖张、内向、躁郁、自卑，颇像废名，便称废名为莫须有先生。但周作人只看到废名的“特殊的谦逊与自信”，这可能是过于喜徒之缘故吧。

冯文炳见到鲁迅是两年之后。那时作为学生的冯文炳已是《语丝》的重要作者了。沉静木讷的冯文炳，没有给鲁迅留下太的印象。

1926年，废名对鲁迅是理解的。他在那年6月的日记中写：“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路上踏。”但到了1930年，废名对鲁迅站到左翼作家一边就不理解了。他曾在《人间世》写文章批评鲁迅、郁达夫等组织的左联是“文士立功”。自然遭到鲁迅的批判，鲁迅在《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中，嘲讽：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的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