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希望。这不是《骆驼祥》的不足，也不是老舍的过错。这悲剧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也是老舍清醒严谨的现实主义特。左翼作家在理这类题旨的作品时，总是给人以路，以希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谁写一超越《骆驼祥》的作品。因为加上光明的尾，既违背了历史的真相，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艺术规律。“文化大革命”时，江青炮制了八个“样板戏”，个个都是歌颂光明和英雄的，但骨里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唱颂歌，而掩盖反人类政治的罪行的。奇怪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亲手炮制的“样板戏”，现在仍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大行其。

无巧不成书，《骆驼祥》在1945年，由国人伊万·金翻译成英文，改名“洋车夫”时，还真的将悲剧结局改成团圆结局。遂了某些中国评论家的愿。

伊万·金的译本《洋车夫》成了国纽约著名的读书俱乐“每月一书”的畅销书。被老舍评价为“译笔不错”的《洋车夫》，让老舍的小说真正走向了世界。该译本影响大，带动了老舍的其他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风行。

《洋车夫》不仅“译笔不错”，而且装帧华，黄布面装，内附五十多帧线条畅、生动形象的速写图。从妇女的饰、男的长辫来看，故事发生在北洋军阀时期，这无疑与《骆驼祥》所描写的民国初的社会生活有。翻译者并没有北平的生活经验，对中国文化也不甚了解，有关北平的生活、风俗、气象、景多是望文生义，错误不少。

翻译者还画蛇添足地添加了人与故事情节。比如让清华大学女大学生喊“版自由”，“打倒密探”，“驱除政治中的腐败”，“言论自由”等革命的号，这显然是伊万·金并不了解北平的社会状态而西方人的观念，加给女大学生的东西。这怕是左联的革命作家们都望尘莫及的革命行动。但这一切充满了步彩的，违背了北平真实的政治生态，也不是老舍在那个时代对革命者形象的认识。

小说的结尾，更是狗尾续貂，将小福沦落“白房”，最后上吊自尽，祥也彻底堕落的悲剧，改成祥抱奄奄一息的小福冲树木，他们活着“自由了”的大团圆结局。

伊万·金让祥不要堕落、绝望，给他安排了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是为了顺应、迎合国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不尊重原著的意愿，擅自对《骆驼祥》的结构、人、题旨行篡改、“归化”，老舍是不赞同的。这也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翻译作品原则的错误行为。然而，正是伊万·金这样的译本，使老舍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

与《骆驼祥》同时发表的，还有在《论语》上连载的长篇《文博士》（发表时名为“选民”）、中篇《我这一辈》等。《我这一辈》通过一个巡警的自述，呈现了一幅北平底层社会悲惨暗的图画。小说在对不合理的世表述了愤慨的同时，还喊“这世界……换个样儿”，对旧世界予以彻底的否定。

写于1937年，曾在天津《方舟》杂志连载前四章的小说《小人自述》，值得一提。《小人自述》发表后，随着社会的动、刊的消失，也消遁了，连老舍自己都不知该小说之所终。直到老舍去世十多年后，才被文学界意外发现。

人们发现，《小人自述》在题材、人、社会背景上，与老舍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长篇自传小说《正红旗下》有些相似。区别只在于，《正红旗下》描写的满族生活场景是《小人自述》中所没有的。想来也好理解，在民国时期，社会上的“排满”情绪尚普遍存在，老舍有意地回避了。老舍在1942年写的《会誓词》中说，“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遂不续写”。后来，连原稿也散失了。《小人自述》当属这两长篇之一。

后来老舍创作《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三分。1950年开始发表《饥荒》），开始重回市民社会，写沦陷的北平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神。《小人自述》《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主要情节的舞台都在老舍生的那条小胡同，这是因为老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土的眷恋。

老舍在《我怎样写〈离婚〉》一文中说：

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字舍予，北京人，穷苦的满族旗人家。父亲是一个月挣三两饷银的皇城护军，为了保卫京师，在庚事变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死亡。从此一大家人“全仗母亲独立抚养”。老舍在《我的母亲》（1943年《半月文萃》）一文中写：“为我们的衣，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补或裁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的。”

勤劳、倔、为人诚的满族下层劳动妇女，在神上也哺育了老舍。生活的贫困与艰难，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和对于古城平民的同情。烈的平民意识，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刻的影响，对老舍走向人民艺术家的路也予以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