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斗，不难看，他们的分歧只在宗派主义，在文艺理论上并无差异，都是“政治的正确就是艺术的正确”那歪曲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谬论。

即便在当时，胡风的文艺观，也遭到迎痛击。苏汶在他的《一九三二的文艺辩论之清算》（《现代》第二卷第三期）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批评胡风摆一副无产阶级批评的架势，实乃以阶级划分作家的“左倾”宗派主义，毫无理地把步作家打成“第三人”的谬论。

金的反批评《我的自辩》（《现代》第二卷第五期），也批评胡风“拿一个政治纲领的模”来机械地作品，只讲政治，而本不顾及“构成一个作品的艺术上的诸条件”。

《猫城记》尚未连载完，故老舍因“未完成的一篇”，侥幸逃过胡风的批判。老舍虽未对胡风行反批评，却以另一方式，表达了对胡风的鄙视。1934年，他在小说《抓药》中，塑造了一位名叫青燕的“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把作家往死路上的评论家。该小说别匠心地借用一个叫二的农民的嘴骂他“揍死个狗东西”，意味长，让人会心一笑。

抗战初期，胡风仍视老舍为中间派，对老舍能被任命为政治设计委员一职为不满。他认为这一差事是军委会政治为延揽国内外知名人士而特设的。此乃每月有二百元车费，“挂名拿钱”的差。

1939年，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了老舍的《“五四”之夜》，这是《七月》唯一发表的老舍的作品。胡风评价说，老舍“写了一现象，没有内在的东西，只好把开的一段空话去掉发表了，应一应景”（《胡风全集》）。

李广田却非常推崇老舍的《“五四”之夜》，是极光的。即便今天重读《“五四”之夜》，也不能不赞叹，老舍是用他的睛、耳朵和“心灵”，记录和呈现了重庆遭受日寇轰炸时，中国作家周文、罗烽、赵清阁、宋之的等瞬间的行为、心灵的反应，为抗战的知识分留下了一帧珍贵的剪影、一段珍贵的故事。

1944年4月17日，重庆隆重召开了“老舍创作二十年纪念会”。胡风了题为“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的发言，对老舍的创作、人品，第一次了正式的评价。他认为老舍在抗战前期的作品，“所走的路不仅仅是‘旧风’，那里面还有着到现在以至将来的血脉”。他对老舍抗战时的创作评价也不。他认为老舍在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来“救急”的工作，是“落了当时一些理论家所犯的误解”。虽然，胡风的文艺观念由“政治文艺一元论”改为二元论，政治与艺术分论，可见受到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他对老舍的成见，似并未改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胡风陷囹圄，也未改变对老舍的看法。不过，胡风看不上老舍的作品，只是透明、净的文艺之争，与个人恩怨无关。

熟悉故都北平城的老舍，对这座日渐衰败的古都里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更为了解。清朝已灭，八旗再无金鼎玉，城市平民多以当警察、拉洋车、街卖艺、小买卖甚至沦落八大胡同生意为生。因此，老舍的创作实践中，常常对这些平民的命运予以关注。

1934年写的长篇小说《离婚》，是老舍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小说通过一群在政府供职的公务员无聊的生活图景，揭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小说后面分还从侧面抨击了特务制度的丑恶，开拓了小说一个新鲜的疆域。

老舍将幽默笔法注小说创作，乃是他的艺术特，但在初期把握尚欠火候，并因此遭到非议。他并没有因此放弃那在本民族生活环境下与生俱来的幽默艺术个。早期他之所以遭到批评，是因为他把幽默只当外加的笑料，附丽而不是于作品之中。

创作《离婚》的过程中，老舍内心就有矛盾。他在《致赵家璧函》中说：“时局如此，而我又非幽默不可，真是心与手违，着泪还要笑，笑得吗？不笑，我又不足得胜！”最后，他还是持这长篇“返归幽默”（《我怎样写〈离婚〉》）。他把幽默作为表达主题的有机成分，使幽默讽刺变成叙事和塑造人的艺术手段，较刻地写了一群小公务员自私、庸俗、苟且偷安又相互倾轧的灵魂。或许他的幽默讽刺还未达到神化的平，却在泪的微笑中对这些人了批判，发挥了幽默的艺术效果。

《离婚》取材于北平的日常生活，小说中的人和他们生活的场景，都是老舍极为熟悉的。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下层市民的人情世故、悲离合，让读者看到一幅幅生动形象又生趣盎然的市井、世态、风俗画卷。说到底，小说的基本审范畴是塑造人。《离婚》写了小市民生活的沉落与心灵的空虚，当中个个都是活灵活现的人形象。

史家们都说老舍以长篇小说见称，或以话剧为人所乐，其实老舍的中短篇小说也很彩。如《月牙儿》写本分的母女两代为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悲惨命运。天真无邪，对生涯一无所知就沉沦毁灭，使悲剧意味更为烈。《月牙儿》是以一富有抒情意味的语言，讲述两个善良女被毁灭的悲惨故事，使悲剧更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