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炎，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炎，遂以不起。用手术后痛苦少已，而度不减，十九日午后益觉烦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继以昏呓。注樟脑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为招来，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其友人亦有至者，若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姆妈，我不要死”。然而终于死了。吁！可伤已。

周作人这段文字，不仅写女夭亡经过，特别是若临终时神志清明，那一切言行，让人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写作为父亲的周作人肝寸断、如疡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从此，已四十一岁、意识到“人过中年”的周作人心绪忧郁，向执教的女学院告假，“在家，终日怅怅无所之”。为了祭悼女，他在八湾十一号寓所，设祭棚，请来众僧人，置场，放焰，诵经文。然后素车旌幡，将若遗置西直门外广通寺内，托僧侣诵经。后每逢祭日都诵经悼念，成为惯例。周作人乃受等教育之人，自称是唯主义者，他这么，既是抚女在天国的灵魂，又是借此抚自己悲痛绝的心灵。更重要的是，他在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接着，在若逝世后的十二天，周作人在《世界日报》上连续两天刊登广告，将若之死归罪于德国医院山本忠孝大夫误诊。这涉嫌迁怒与报复的心理，有些失态。但误诊乃实情，联系梁启超之死、鲁迅之死，皆是外国医生误诊所致，周作人的法，似又可谅解。笔者有《鲁迅之死与梁启超殒命》一文，刊于2011年11月28日《今晚报》，读者不妨一阅。

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去冬十一月次女若病故，心情恶劣，至今未能安心读书，自思对于死生别无甚迷执，唯亲之情未能恝然。”

3月，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说，“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应“用经验与理智去观察人情和理”。但若之死，他表现得并非“理智”。人啊，有时很难说清。

1930年5月，装帧十分致的小型周刊《骆驼草》悄然问世，立刻引起北平学界的关注。不料，刚到6月，左翼作家就在《新晨报》副刊上发表批评文章，讥讽《骆驼草》上的文章，都是文坛“落伍”之所写。

左翼作家生吞活剥克思主义文艺观，以“拉普”理论胡批评《骆驼草》，不仅引起周作人边人的极大不满，也让不少自由主义者反。

《骆驼草》周刊的版，可追溯到1924年。据周作人当年3月14日的日记载，“骆驼稿与凤举”，6月18日日记，又记有周作人等在北海公园榭，下午五时，“由骆驼社宴，二十六人，七时返”。次日，《晨报副刊》报称：“骆驼社的基是周作人、张凤举、徐祖正三君。”

1926年，骆驼社曾版《骆驼》一期，刘半农在《语丝》第一百一

十八期还发表了一篇诗歌《骆驼颂》：

祝颂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气度，

忍受一切人们的侮辱与诅咒。

祝颂你永远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

背上永远担负很重的担。

刘半农面对文坛弥漫着的浅薄与虚浮，赞颂了骆驼社文友的忍的文化神。而这正是周作人筹办《骆驼》的初衷，给浮躁的文坛一缕忍的清风。以当时周作人的清明和影响，很快，骆驼社聚集了很多文苑新秀，像与周作人很亲近的俞平伯、废名及冯至、梁遇等。俞平伯与周作人在1922年就熟识，后又成为燕京大学的同事，周是教授，俞是讲师。废名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清党”之后，周作人躲八湾的“苦雨斋”，常去拜访者有俞平伯和废名，后当废名衣无着时，索住八湾，与老师朝夕厮守。

1930年，北平已失去文学中心地位，但以周作人和骆驼社为中心，形成了当时北平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化圈。

《骆驼草》周刊是一本新的散文杂志，周作人主持，由废名办。1930年5月，在《骆驼草》版前两个月，迁到上海的《语丝》停刊。语丝社是文学研究会一脉的一个文学社团，《语丝》推并形成的富有思想锋芒的现代随笔，对中国现代散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