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一血的国者。

是年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们，为答谢师长的谆谆教导，特宴请众教授。钱玄同照例谢绝，为顾念师生情谊，他参加了饭后的师生合影。

6月6日，胡适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钱玄同写信给胡适，破例为他设宴践行：

我从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之躯当（挡）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调也。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持不饮宴的主张了。

钱玄同念及国难与苍生的苦难而不饮宴，又以“民众及前线士兵”“少惨死”，“不遭惨死”为由，“不再持不饮宴的主张了”，于情于理，皆不相悖。钱玄同“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我们当也不该以其“不再持不饮宴的主张”为怪，乃至责其自其言。

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之际，钱玄同却接受何克之的邀请，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参加的宴会。

《周作人年谱》（张香著）记载了这次宴会：“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钱玄同、沈兼士。”

何其巩为招宴者。何其巩即何克之，原冯玉祥的智。1928年任北平特别市市长，1936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校长。沦陷后，何氏所主政的中国大学从不挂日伪旗帜，不接受日伪一分钱的资助，校内无一日伪官吏。作为一个多年在旧军政界任职的有复杂社会背景的官员，他与日寇不即不离，在灰地带了不少的事。他参加过不少日伪的活动，但不助纣为，特别是受日本宪兵队怀疑拘传，以沉默绝自保。何克之不是国志士，却也不是汉，怕连“亲日分”也不是。

可惜钱玄同的日记对此次宴请没有记录。但在其3月23日的日记中，有一与之相关的信息，钱玄同当日电话约周作人，“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孔德学校是早年蔡元培借中法庚款而建的学校，钱玄同不仅在该校兼课，有自己的办公室并数年在此居住，与该校渊源颇，是多年为孔德学校尽心尽力的“五四”学人。

钱玄同席何克之的玉华台之宴，应视为与“孔德事”有关。况沦陷下的北京，社会名与普通市民，不可能生活在没有日本人影的社会空间里，如同剃匠不能不为日本人剃，引车卖浆者也不能不卖给日本人，老师不能不领日伪发的薪，与日本人有一两次礼节的接，岂能与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授命，主其机构中的一分的汉勾当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在钱玄同生命最后的1939年，1月1日，他得知周作人被刺，先派儿秉雄去三湾问，4日，他自己也曾去周府见老朋友一面。周作人记录了这次拜访，二人谈话时，“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邻室，旋从旁门走自去”。这证明钱玄同极重情和私谊。在周作人尚未完全落的情况下，探望被刺的老朋友，完全可以理解。

1939年1月17日，下午6时，距最后一次见周作人的第十三天，在严冬寒风肆的北平城，钱玄同因血压致脑溢血亡故。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祭悼活动，送走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国学大师。消息不胫而走，远在陕西的北师大旧同事们，以西北联大的名义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老朋友许寿裳为他送的挽联是：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

短短几年，章太炎、黄侃、钱玄同先后辞世，不啻国学的重大损失。好在，作为文化大师，他们的灵魂已铸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人们不会遗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