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任夫妇急匆匆赶到金岳霖寓所。开门的是泰勒，赵夫人杨步伟见她并没有怀，觉得奇怪，这时金岳霖迎上来说：“赵太太，你能来，我就放心了。”

他们被金岳霖拉到院内，指着一只母说：“这只三天没下，请你动手给取来。”

赵元任夫妇对视一下，哭笑不得。金岳霖把母捉住，说天天给它吃鱼肝油，了，却下不了。杨步伟拿过，往里一掏，就取来了。金岳霖呆呆地看着这一过程，赞叹不已：“妙手回啊！”然后拉着赵元任夫妇与泰勒去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金岳霖一本正经地说：“过两天，我给你们送一匾过去。”

清华大学另一同事吴宓教授追求彦文被拒，十分痛苦，便在报纸上发表自己写给彦文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句，得满城风雨。

另一位清华同事，觉得吴宓这样张扬，会败坏同为著名教授的彦文的声誉，就请逻辑学教授金岳霖，以严谨的逻辑说服吴宓，冷静下来，别损人不利己之事。

金岳霖听罢，不假思索，兴冲冲表示，完成任务如探取，便直去吴宓。

见到心事重重的吴宓，金岳霖说：“我不懂你的诗写得如何。但诗内容是关乎你的情的，且涉及彦文，这就不宜公开发表。私事是不应在报纸上宣传的。比如我们天天如厕，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吴宓听罢，大为生气，吼：“我的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一怔，觉得这比喻确实不妥，忙解释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的意思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两人不而散。回去的路上，很懂逻辑的金岳霖发现自己刚才的表达缺乏逻辑，为此，他郁郁寡。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拉金岳霖给他的学生讲课。到会场前，沈从文才告诉他，讲讲“小说和哲学”。

走上讲台，金岳霖认真地讲课。下面的学生认真地听了半天，发现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结论，是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望着金岳霖脸上天真得意的微笑，学生们先是沉默，然后爆发了一阵大笑。有人不甘心让金岳霖耍了一番，就问：“您说小说与哲学没关系，那么《红楼梦》呢？”

金岳霖怔了怔，说：“《红楼梦》的哲学不是哲学。”

金岳霖的这句话，让学生们颇不以为然，前面承认《红楼梦》有哲学，接着又说不是哲学。逻辑学大师让逻辑给昏了。金岳霖听到此论，诡异又天真地一笑。

1950年，通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艾思奇到清华大学哲学系报告。报告会由系主任金岳霖主持。艾思奇在逻辑学前辈面前，大讲“要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并说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决斗争。

金岳霖一直微笑着，认真听艾思奇的报告。艾思奇讲罢，金岳霖微笑着总结：

听说艾思奇同志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决斗争。听他演讲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完艾思奇同志的演讲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

金岳霖微笑着说这番话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领导人张奚若，听着金岳霖的话，知他分明在反击当时党内的哲学权威，便在一旁暗暗扯金岳霖的衣襟，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但金岳霖并没有接受好朋友的好意，还是微笑着绵里藏针地、机地将话说完。在学生快意的笑声中，艾思奇尴尬地笑，张奚若提心吊胆地笑。

真正哲学家的逻辑学本事，总是用在战斗上。它是合乎逻辑地微笑着将论敌轻松地撂倒在地。这不仅是逻辑力量，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哲学与科学》，文中说：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苦工，他们脑里仍然是满脑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师从罗素和穆尔，这两位哲学家在当时已誉满全球。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论》两书，使金岳霖对哲学产生了厚的兴趣，并引得他最后步哲学领域。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读遍了西方哲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特斯坦等人的著作无不涉猎，都行了广泛而的学习研究。比如，他对休谟的著作读到烂熟于，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能清楚记得，甚至倒背如。在会贯通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系。归国后，边任教边治学。每周除教学用去三天外，其余时间他大都不会客，不别的事情，集中力研究，写作。若此时造访金岳霖，毫无例外地会吃闭门羹。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哲学著作，《逻辑》《论》和《知识论》。

《逻辑》版于1935年，甫一版，即被中国逻辑学界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纯粹逻辑著作”。金岳霖自己却说：“写得最糟的是《逻辑》。”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是《论》”。《论》是在西南联大时写就的。那时，金岳霖与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同住在昆明著名的唐继尧家的园里，每家分得戏台大包厢之一隅。大家为照顾金岳霖写作，把大包厢最清净的地方腾来，放置他的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供他安心写作。就在昆明北门街七十一号唐家园，金岳霖完成了他满意的《论》。

金岳霖的《论》，重是时，用他的话表述：“‘能之即即谓之几’，‘能之会会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上去了。”

金岳霖创作《论》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其间，二人常有沟通。后来冯友兰在评价这两书时说，自己的《新理学》是“旧瓶装新酒”，金岳霖的《论》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自己却很少影响金岳霖。

《论》问世，哲学界依旧平静如，波澜不惊。唯一发声音却评价不的是林宰平，这令金岳霖大为失落。他颇为寂寥地对弟冯契说：“《论》这本书版后，如石沉大海，一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毫无反响，对金岳霖有些不公平。金岳霖一生学问，态度极为严肃、严谨、严格。他有时费不少心血和工夫写成厚厚的一摞书稿，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之，会不惜将书稿毁弃，然后重起炉灶，再不如意，再毁弃而不惜。他是绝不拿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的。

《知识论》是金岳霖“力最多”也是最厚的一哲学著作。全文近七十万字，抗战前已成形。尽在日本飞机轰炸时，不带细，此书稿却从不离手。但百密一疏，一次到山沟躲轰炸，还是遗失了。痛惜之余，金岳霖又重新开始写作，直到1948年12月，才再次完成全书。两次撰写，《知识论》耗去十年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张岱年问起《知识论》，金岳霖无奈地说，《知识论》“我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话间透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凄楚，直到1983年，《知识论》才由商务印书馆版，那时离金岳霖仙逝只剩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