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引言》，阐明其宗旨和方针：

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独立的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神。

果然有人据自己的观，发表自己思考的结果了，而且是批驳胡适的。有位叫申寿生的，在《独立评论》发表一篇挑战胡适的文章。一字不漏发表此文的编辑，正是被批评者胡适。胡适非但不介意申寿生言尖刻不逊，还称他为“可的纯洁的青年”。过了一年，又是这位申寿生，再次写文章批评胡适关于学生运动的观，说胡适这些观，是“为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又经胡适之手，发在《独立评论》上，并在“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令人动的文字：

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他护北大，也护学生运动。

《独立评论》“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公家的事”，越办越好，胡适的“敬慎无所苟”的言论态度与办刊方针，受读者喜。发行量“增加了一万”，这在当时算是极畅销的明星期刊了。

当时，同人刊不少，鲁迅等人办的《莽原》诸杂志，大都是同人合办。而《独立评论》同人撰稿，不收稿费，在自己园地里说自己要说的话，既不肯迁就低级趣味，不肯滥用名词，又无麻醉、刺激和消遣，这样的期刊为数不多，甚或独树一帜。

《独立评论》自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因卢沟桥事变、北平战事吃而停刊。据胡适自己统计，该刊共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一千三百多篇文章，皆是自由发表政见，自如批评政治、政府为内容的檄文，社会反响很大，有碑。胡适自称“小册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因为《独立评论》对政府当局有激烈尖锐的批评，曾在1936年12月，被宋哲元将军主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查封。胡适旋即利用新闻界表示抗议。以胡适的人望和社会影响，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帮助，三个月后，《独立评论》复刊。

1952年，胡适在《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中说：

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版……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独立评论》所发表的文章中，第十一号丁文江的《中国政治的路》一文，值得特别重视。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中，第一个在国民党大肆“围剿”共产党的政治背景下，提让共产党“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共产党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等政治主张。文中，丁文江还写：“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共产党，也要闹风。”

《独立评论》发表丁文江这样的政治主张，无异于公开挑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可看到丁文江们对共产党潜在的同情与景仰。但史家们一直遮蔽这些历史。

丁文江这篇鸿文，引来了一个叫季廉的人的痛斥，此公反对“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而主张国民党式的“严刑峻法”。胡适参与了讨论，旗帜鲜明地站在丁文江一边，并提要建设一个“有计划、有力量的政治大组合”，“监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指国民党的一些狭窄的小算计，很难负担起真正建国的大责任。

早在《独立评论》第六期，有胡适与丁文江合写的《所谓剿匪问题》，就表达了他们对国民党“剿共”政策的态度。文章说：

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政党……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在《独立评论》第十一号，还有蒋廷黻的文章《对共产党必须的政治策略》，建议承认共产党占领区现状，但在国民党控制区“实行和平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党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