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中，没有太多的分歧，甚或结成了统一战线，相较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炮火更猛些。

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15日，早在1929年被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在南京军政法司候审。胡适积极参与营救，不成，便请求当局将陈独秀案由军法司移司法审判。营救期间，他特意在北京大学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充分肯定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甚至对他将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的实践，予以度赞誉。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还没有哪位“革命文学”史家，有这样刻的光。

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专门发表了傅斯年的《陈独秀案》，为陈氏辩解。指陈独秀“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的或赤的”，要求当局“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被鲁迅多次抨击的傅斯年，在文中还为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的牺牲正名，说“他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国民党‘清共’之前，然则他虽为共产党而死，也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而不是“就刑”。

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积极营救和褒奖，令狱中的陈独秀为动，是年的12月1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谢信，最后说：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不废江河万古”。近闻有一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信中借“不废江河万古”句，赞扬了胡适的学识和人格守，慨自己的历尽沉浮沧桑、政治坎坷的命运，表达了对老友人生路选择的由衷企慕。

胡适在当“王者师”的立场上，一直持在“山野”不参加政府的清姿态。比如，1933年，国民政府的汪卫曾多次力邀胡适“山”，参加政府工作，其言辞恳切，态度谦恭。胡适不为所动，恪守诺言，予以回绝。表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持“王者师”的思想领袖，意识到对国家民族肩负的历史责任。他在4月8日致汪卫的信函中说：

与先生一同为国家服劳力，无论谁人都应该觉这是最荣幸的事。但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虚名，也决不是惜羽，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人；这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一个诤臣，为政府一个诤友。

胡适此函，符合他的为人世态度，话语间混有谦冲客气，也并不掩饰自己发自肺腑的真话，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愿意国家政府的“诤臣”“诤友”。有人借此攻击胡适骨里与国民党站在同一政治立场，而忽略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的心理距离和思想哲学上的刻歧异。不要忘记，没过去多久的那场胡适发动的人权运动中，胡适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激烈对抗的风波。胡适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也是事实。但悲剧是，正如《胡适传论》的作者胡明所说，“胡适所扮演的‘诤臣诤友’角，无疑也是最典型、最纯正、最有风骨气节的（胡适常批评‘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胡明在书中“举了一个实例”，说1934年2月5日，胡适与孙科有一次谈话。

胡适对国民党政府、领袖与群臣行了批判和劝谏。其中说蒋介石一人专政，纵一切，虽“人人皆认为不当，而无法可以使抗议发生效力……蒋介石赶来开中政会，他主席，卫报告，全会无一人敢发言讨论，亦无一人敢反对”。胡适问：“你们一班文治派何这样不中用？何不造作一制度使人人得自由表示良心上的主张？”可见，胡适对国民党内的文人是鄙视的，对国民党也不存幻想。

1934年4月9日，胡适的日记载有：“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章到次晨三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而已。’”

1936年1月9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重复了日记的内容，他对日渐消沉的老朋友说，自己所以努力工作于《独立》，“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公家的事”。其意自明。

《独立》者，《独立评论》之谓也。创刊时，正值淞沪战事结束，“上海停战协定”签订。

胡适重返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二八淞沪战起，伪满洲国在日寇卵翼下成立。接着，1933年，长城决战，河沦陷，“塘沽协定”签订……

胡适悲愤地叹喟：“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了……我们这些‘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焰里能够些什么呢？”

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等，不甘当“饭桶”，他们能为国家力的，唯有利用文学艺术，行舆论动员。他们决定创办《独立评论》。后来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了创办《独立评论》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