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刺史。翌年，苏定方灭百济（朝鲜）小国后，留刘仁轨镇守。百济王扶余丰再起，围刘仁愿于府城，刘奉命往援。龙朔三年（663），唐派孙仁师往救，刘仁轨败倭军于白江，遂灭百济。他统兵镇守，发展生产，为灭丽创造了条件。

值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之时，傅斯年给取曾剿灭侵寇的唐将之名，其灭日本帝国主义之信心，昭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企图为伪满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立刻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蒋廷黻等人，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以确凿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领土，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东北史纲》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递国际联盟。遂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依此观认可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结论。

一些史家认为，面对日本侵华的咄咄态势，国民党采取妥协态度，与日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关乎国家民族存亡，历史证明，投降和速战之论，皆不可取。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傅斯年曾与老师胡适发生过矛盾。

胡适发《保全华北的重要》，傅斯年遂认为胡适有主和之嫌，然大怒，以退《独立评论》表明态度。一些史家为批判胡适，造胡适与傅斯年之争，系主战与主和之争。有趣的是，这些论者，是一直视傅斯年为反动文人而加以挞伐的。此时，傅斯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块砖，目的是打击胡适的。而事实是，傅斯年看过胡适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又在丁文江等友人的劝说下，特别是与老师胡适长谈之后，了解了胡适的真实意图后，与老师重修旧好。

抗日战争爆发前，傅斯年对蒋介石消极应对日本的政策不满，屡屡发表时评。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将蒋介石称为“蒋”或“委员会”，多有轻蔑之语。

20世纪30年代初期，谈到北京大学，都会说支撑北大的是“三驾车”。“三驾车”者，胡适、傅斯年、叶公超之谓也。胡适为领袖，傅、叶乃左膀右臂。

这说法有些片面，准确地说，胡适、傅斯年、叶公超等，都是在共同辅佐蒋梦麟校长治理、建设北京大学而已。蒋梦麟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蒋梦麟在1922年就与傅斯年有过关于办教育的谈。那是蒋梦麟以北京大学教务长的份到欧洲考察时，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的一次谈话。蒋梦麟到德国后，对那次长谈意犹未尽的傅，给蒋梦麟写了一封信，劝他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是比较欧洲各大学行政制度，二是各大学学术重心和学生的训练。傅的视事与事的能力，让蒋梦麟刮目相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梦麟当了北大校长，自然会倚重胡、傅二人。

傅斯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1917年，胡适初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初北京大学的傅斯年，正追随国学大家黄侃，人称“黄门侍郎”。他转投胡适门下，纯属偶然。一次，同宿舍的顾颉刚，很犹豫地对他说，自己所修的“中国哲学史”了问题。胡适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之前，是由陈汉章执教。陈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却将哲学史拦腰斩断，一上来就从周宣王讲起。这让听课的学生甚为吃惊。顾颉刚说，“骇得一堂中桥而不能下”。不少学生认为胡适真的如一些老派教授所云，是在“胡说”，此等教授岂能登堂传授业。于是，打算将胡适逐讲台。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已在北大校园里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听，然后再决断。傅斯年果真就去听胡适的课。听罢，他对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这才脱离被驱的险境。也正是听了胡适这堂课，傅斯年始投胡适门下，参加新文化运动大。

陈独秀见傅斯年改换门，心存疑虑，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

胡适不赞同陈独秀的意见，说：“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人。”

傅斯年被胡适的博学、治学方法和文化人格折服，于是与罗家、顾颉刚、俞平伯、等，一起投胡适门下。虽然胡适大不了他们几岁，这位才生却一生奉胡适为师，结下终生不渝的情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已和罗家、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新社”，创办《新》的傅斯年，成了那天学生游行大军的总指挥，并在游行队伍之前，擎大旗，站在新时代的。

五四运动之后，北大乃至社会突有“新社”社员傅斯年、罗家被“安福俱乐收买”之传闻。起因是否与5月5日，傅斯年和胡霹雳发生争执乃至大打手有关，不得而知。即日，傅主张北大学生应集中力量营救被捕同学，而胡则持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都持己见，以致动手互殴，傅的镜被胡打坏。盛怒之下的傅斯年退运动。所谓被“安福俱乐收买”，系别有用心者造谣。最有说服力的是，傅斯年在当年10月，在《〈新〉之回顾与前瞻》（发在《新》）一文中，反思了五四运动，写：“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但谣言杀人，傅斯年与罗家颇为沮丧。胡适站来，发表《他也》一文，为自己的学生辟谣：“‘安福’是什么东西？他也收买得动这两个洁的青年！”

谣言止于智者，仗义执言的胡适，为弟洗冤之举，令傅、罗动。

也是这年，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版，一时轰动学界，洛纸贵，再版八次，发行计两万多册。这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的畅销书了。周氏兄弟之《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十本。但傅斯年写信告诫老师：“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这对老师是清醒的警告。直到1926年，傅斯年再次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依然认为“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此论自然失当，但对老师直言评价，不一味虚的态度，是科学的，也是真实的。

正是傅斯年这神，让胡适更加重自己的这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持己见的徒。

胡适的另一弟罗尔纲曾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适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适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立刻回答说：‘傅斯年。’”

1934年，胡适在撰写《说儒》，据罗尔纲说，傅斯年常到胡适家与他探讨。每次见他们师生谈时，总听傅左一声先生，右一声先生，态度极为恭顺。所以罗尔纲说，对胡适恭敬顺从，“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这年7月，刘半农去世。北大中文系急需找人接替刘半农之缺。文学院院长胡适找到已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借罗常培救急。傅除了同意罗到北大，还特为他备三位助理。胡适借去罗常培及其助手三年之久，不再提归还之事。傅斯年写信向老师讨要：“莘田兄（罗常培）‘借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之理也。”胡适用得顺手，最终还是“久借不归”。

傅斯年与鲁迅的关系，似较为繁杂。

傅斯年不是鲁迅的学生，但在他们创办《新》时，得到过周氏兄弟的支持。那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合办《新青年》，在教育当佥事的周树人也与《新青年》关系密切。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新》时说：

惟近来杂志一曰《新》，颇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亦不弱，皆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