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词可以随人播的现阶段，尤有重大的意义……

这证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张和对于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支节的，是必至的而非偶发的。

文章既消除舆论对章太炎冠以“复古”“保守”的偏见，又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揭和批判。

据王西彦回忆：

1931年，吴承仕先生邀请太炎生生来讲学，真可谓前呼后拥，老先生端坐讲台，弟检斋（即吴承仕）、玄同、逖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浙语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一讲数小时，这些平日在我们青年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仍传为谈。

王西彦是1933年暑假只到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的。后又参加北平左联和旧学联的活动，参加一二·九运动，被选为“北平作家协会”候补执行委员。他的回忆，显然是后来听说的，因此与事实有。

章太炎到北平，非1931年，乃1933年2月，也非应吴承仕所“邀请”来讲学，而是北上北平，督促张学良抗日，并顺便应吴承仕等弟之邀在北平讲学。另一目的，是携来自己一生所有的七卷著作，给钱玄同、吴承仕等弟设法印制版。众弟纷纷资，“由吴检斋总其成”。钱玄同、吴承仕用了两年时间，心编辑校阅。《章炳麟论学集》终得版。章太炎见到书，甚是兴，即给吴承仕写信：“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与玄同力亦疲惫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沈、吉林、黑龙江相继沦陷。吴承仕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曾与步瀛、袁同礼等多名教师联名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奋起抗日。

1934年，在中国大学任国学系主任时，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多载托尔斯泰和尔基及茅盾、曹清华等步作家作品。鲁迅的《儒术》于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鲁迅听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奇书《抱经堂勉学家》（据《大晚报》）”后，所引发的一段关于“儒术”的议论，并弦外有音地议论：“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钱玄同认定，“《文史》是一赤刊”，或因《文史》所刊步作品较多之故。但也证实吴承仕的政治态度。因此，《文史》仅了四期，便被“查封”，合乎逻辑。

1935年10月，吴承仕再办《盍旦》期刊，盍旦者，渴望光明之意，有挑战。持革命方向，又了五期，也遭查禁。吴承仕持屡禁屡办的韧神，于1936年8月，又与一些同创办了《时代文化》杂志。前面讲的《国歌改造运动》一文，就发表在《时代文化》上。

1936年，吴承仕在《时代文化》发表《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翌年又在该刊发表《新学生团的现》，都是总结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国运动所取得的发展，同时揭国民党分裂学运的谋。就是在这一年秋，经中共地下党的考验，吴承仕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与齐燕铭等编在同一特别小组。

1937年，张友渔、吴承仕、张申府等步教授，经研究决定，组织新启蒙学会。吴承仕被推举起草《新启蒙学会宣言》。不久，吴承仕拟就了宣言，提新启蒙学会旨在“唤醒比较多的知识分，成为时代改新的中心力量……争取当前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很显然，吴承仕受到左翼作家运动的影响，在党的指示下，力求走在时代的前，争取更多知识分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故有此举。

《新启蒙学会宣言》一，社会反响并不大。一是因为当时大敌当前，国人更多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二是新启蒙宗旨不清。但即便是这样，反动派还是嗅赤味，就有杨立奎再次面，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攻击新启蒙运动。杨立奎者，乃吴承仕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一二·九运动之后，吴承仕与杨立奎多有斗争。杨立奎与“新学联”“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一起反对学生国运动。吴承仕曾撰文《新学生团的现》，揭其反共反民主的丑行。同时向社会揭“新学联”造有三百四十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新学联”的欺世勾当。如今杨立奎又来，撰文谩骂：“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八德当作毒素，要把他一一滴地洗净……这些禽兽，居然在大学里教师，将来岂不是要教一大群猛兽来吗？”并通电全国，诬蔑诽谤新启蒙学会及吴承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