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题准，勋戚庄田，有司照例每亩征银三分，解验讫。如有纵容家人下乡占民地，及私自征收田赋，多勒租银者，听屯田御史参究严办。

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认为推行赋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再次请得万历皇帝的诏旨，在全国统一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以及各杂差和贡纳，统统并为一条，折成银两纳，并官收官解。此前，农民缴田赋，均是谷麦实，田亩所摊的徭役，也必须由田人亲自差。所以，以致缴赋之日，粮船粮车不绝于途，各地官仓满溢为患。由乡及县，由县及府，由府解运各地廒仓，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损耗，层层盘剥，粮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一改历朝历代实纳赋为银钱税，既便于民众又利于朝廷，这实乃是划时代的改革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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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是开后门，你李大人的确得不差嘛。听说南府田地清丈之后，新增了一万多顷。”

“增是增加了这么多，”李顺光一闪，瞅着金学曾叹气言，“但我李某，真的不想得这个褒奖。”

李顺一听，连忙摇了摇，自嘲地说：“咱就寻思着，这样的好事儿，怎么会到我这个穷措大上，原来是你开了个后门。”

万历九年议准，勋戚庄田，五服递减。勋臣止于二百顷，已无容议。惟戚臣，如始封本为一世，为二世，孙为三世，曾孙为四世，曾孙之为五世。以今见在官品为始，以今见留地数为准。系二世者，分为三次递减；系三世者，分为二次递减；至五世，止留一百顷为世业。如正派已绝，爵级已革，不论地亩多寡，只留五顷，给旁支看守坟茔之人。

“这是为何？”金学曾颇为诧异。

却说万历六年首先在山东开始，继而推及全国的土地清丈，历时三年终告竣工。经过勘察实，总计天下田亩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上一次弘治年间的清丈竟多了三百万顷。这多的分，势豪大之诡寄、隐匿的庄田差不多占了大半。勋戚豪以权谋私大肆鲸吞土地，数量如此之大，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张居正也意外。为了防止这些权贵伺机反扑日久生变，他让立即制订的法令，加以限制，并说服万历皇帝颁旨允行。这法令由担任右侍郎的金学曾起草，张居正最后改定，其中有这样一段：

叫到内阁代，说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十个在清丈田地中功劳最大的官员，把他们请来北京，由皇上亲自接见并给予褒奖。我在分此事，因此在议定名单时，就特意把你列上。”

这法令一经颁布，立刻在勋戚豪间引起一片喧嚣。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勋臣贵族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这些人自恃有朝廷庇护，在地方上扰民害民横行霸，老百姓多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张居正亲自主持制定的法令，对这些天潢贵胄不仅限田，而且还要逐代减田。如若有谁胆敢以试法再行横征暴敛，一定严惩不贷。如此严厉地对待权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正因为张居正义无反顾地持推行“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治国主张，万历王朝终于大幅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败之势，濒于崩溃的国家财政获得本好转。仅清丈新增田亩带来的收益，每年都可为国库增加九百多万两银的项，真可谓阜民丰，国力盛！

李顺低眉落半晌不说话，看他那样，倒像是装了满满一肚牢。

最早提“一条鞭”改革设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第二年，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嘉靖皇帝当时准旨先行在南直隶的宁国、应天、苏州等府，湖广长沙府，山西平、太原二府以及广东琼州府的恩县等地先行试。兹后经半个世纪，“一条鞭”法的推行时断时续。赞同者称为善政，反对者称为“农蠹”。不遗余力的推行者，在嘉靖及隆庆两朝有苏州知府海瑞、应天府尹宋仪望、浙江巡抚庞尚鹏以及江西巡抚潘季驯等封疆大吏，最后这些人几乎全都因为持“一条鞭”法而被参究革职。反对者多半都是当政要，远的不说，就说万历改元后的首任左都御史葛守礼，就是一个持不懈的反对者。他认为施行“一条鞭”法是“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隆庆二年，葛守礼在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