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听朱翊钧的弦外之音，似乎叫事件与朝廷推行的税政有关，立刻辩解：

张居正答：“那两个叫，一个是大名府人氏，一个是真定府人氏。大名府的那一个是位老人。他讲自万历八年起，晴雨季节不时序，夏宜雨却一直旱，秋天宜又雨不止，导致年景荒歉收成微薄，有些田地甚至颗粒无收。但是，官府全然不念及百姓受灾实情，缴田赋一如往日。农家中几无隔夜之粮，哪里还能上缴赋税？偏官府毫不通，不田赋就拘拿锁人。农抗不过官府，只得变卖家产，清赋税赎人质。如此一连两年，大名府的农几乎破产，在家乡无法活命，只得全家人一起离乡背井，靠乞讨活命。那老人刚说完，来自于真定府的那一位中年汉，已是痛哭失声。询其原因，他说老人所言句句属实，他本人的家产已变卖殆尽，家有八旬老母奄奄待毙，万般无奈，只有忍痛卖掉年仅十三岁的闺女，换回一儿粮赡养老母。合境饥荒，米贵人贱。卖闺女用秤称，一斤人只能换一斤麦。这中年汉的闺女重五十四斤，因此只换回五十四斤麦。中年汉将麦留给老母度日，自己带着妻儿外乞讨。听了这两位叫的哭诉，臣心如刀绞。皇上，唐杜甫曾有诗‘朱门酒臭，路有冻死骨’，这说的是兵戈相见的世，如今是轿挤于途，丝竹不绝于耳的太平盛世，在京畿之内辇毂之下，竟然还有这等饿殍遍野的惨事发生。皇上，您听了作如何想？”

“元辅所言极是。”朱翊钧豁然醒悟，言，“两年来，从不见真定、大名等府的官员有本上来，奏明灾事。”

朱翊钧脸一沉，问：“元辅，难这样理，还会有不妥之吗？”

“是的。”

朱翊钧一番话净利落，本以为会博得张居正的赞扬，却不料张居正摇言：

“没有。”朱翊钧解释说，“通政司的本先送至司礼监，再由司礼监送西阁，就算是急本，路途上也还得要一会儿工夫，这会儿想必到了。贺维帧的本，是否也是说的叫闹事？”

“额有所定不假，但逢天灾人祸，地方官吏应及时向朝廷奏实，清求蠲免租赋。”

“巡城御史贺维帧的急条陈还未读到？”

“有，”张居正虽在病中，却依然神态严峻足以慑人，他沉缓言，“昨夜事起之后，贺维帧跑来臣家禀报，臣让他找了两个叫当面询问，才得知一些实情，因此，臣一晚上都睡不着。”

“张先生说的是。”冯保见张居正咄咄人的架势，让朱翊钧有些难堪，便话说，“不过，官府收税，只要没有额外征收，也没错到哪里。”

“朕正准备下旨，将带滋事的叫统统抓起来严加惩，再申谕五城兵司，限三日之内，把所有叫逐京城，一个也不得漏网。”

朱翊钧拗不过，只得受礼，然后亲自把张居正搀到椅上坐下。乍一看到张居正形神憔悴满脸病容，朱翊钧大受刺激。

张居正说：“昨儿夜里，发生在德胜门内的事，想必皇上已知了。”

“不征收怎么办？朝廷额有所定呀。”

朱翊钧默然良久，方沉重言：“朕万万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叫闹事，后还有这么悲惨的故事。元辅，听那两个叫的气，好像是官府得他们离乡背井，这话是否属实？”

“要不，朕命人去西阁把本拿过来。”

“这就是症结所在。”张居正义正词严，“底下的百姓见不着皇上，官吏收赋税，对他们如狼似虎，他们还以为这是朝廷的主张，许多怨气无法排，就会自然而然迁怒于皇上。古人讲‘官民反’，就是这么个理儿。载舟之可以覆舟，此中蕴涵的理，还望皇上

朱翊钧，瞧了一打横坐着的冯保，言：“冯公公一大早就已奏禀过了。”

“老公公此言差矣。”张居正得理不饶人，又驳斥冯保，“农颗粒无收，官吏凭什么还要征收赋税？”

“有这么严重吗？”朱翊钧愕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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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臣执意在全国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其意一是为朝廷理财；二是惩抑豪保护小民。我张居正务求国家富，但决不横征暴敛，为朝廷揽取额外之财。地方官吏为朝廷征收赋税，是依法行事，谁也没有让他们鱼百姓盘剥小民！”

“皇上，臣抱病求见，怕的就是您如此置！”

“叫说了些什么？”冯保嘴问。

元辅有何事要奏？”

“不用了，”张居正略一沉思，回答说，“贺维帧的本，讲的是叫闹事的经过，这个，想必冯公公的述说也很详细。臣在这里要说的，是应该如何置此事。”

“不是不妥，是错！”张居正一言政务，便恢复刚愎本，此时他眉棱骨一耸，简捷言，“若皇上旨意，对叫严加弹压，必然激起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