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血雨腥风，昏天黑地。

在安徽桐城名世祖屋后边，那至今犹在的池塘，当时为避祸及，其族人先行自溺而亡者，将近百十来，其中以妇孺眷属为多。据说这池塘，时闻冤魂夜哭，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常见幢幢鬼影，时有阵阵风。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

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写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写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文人的骨。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黑，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外安，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心悸。

所以，从屈原起，中国文人最让统治者疼的一，就是他们持笔下的真实。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没的，被改写的，被当局有意忘却的历史真实，无论如何也要写来的勇气和骨气，不屈不挠，赍志以赴，知没有什么好果吃，文人的诚实，文人的理，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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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祖父父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及伯叔父兄弟之、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送，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孙，伯叔父兄弟之，查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据雍正元年的刑题参）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不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枉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为康雍乾唱赞诗的史学家、文学家，实在是令人为之齿冷的。

刘项原来不读书（1）

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而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代价的。

文人遭遇皇帝（6）

“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贼误国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长、孟，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与余生书》）

大逆不之语”参奏上去。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名世送上断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