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了。所以，有的知识分，总是过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的命运。最后，落了个首异的下场，某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行这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齐喑的局面。

最前的例，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认罪，苟延残，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名门的贵家弟，养尊优惯了，未免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清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妇人，而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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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五世纪，黄河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在淝之战前，他的弟弟苻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晋室南渡，一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杰贡献的士族代表人。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里绝对看不起这些留一撮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与拓跋氏政权的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