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之间拉上了一些白布，上面写了一些红字，算作招牌。这里有农村的气味。有一些农民模样的人在那里售假古董，但假如你识货，也能买到刚从坟里刨来的真货：一想到有人在卖死人的东西，我心里就发麻。在那些骗中间，也有几个穿灯芯绒外的人坐在扎上，两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画，从早坐到晚，无人问津，所以神情忧郁。有些人经过时，丢下几张票，他不动，也不说谢。再过一会儿，那些零钱就不见了。有一阵我常到那里去看那些人：我喜这情调；而且断定，那些呆坐着的人都是像凡一样伟大的艺术家──这孤独和寂寞让我嫉妒得要发狂。

我希望小舅也坐在这些人中间，因为他气质抑郁，这样坐着一定很好看，何况他正对着一洼郁的死。一到天，面就要长华，好像个绿的垃圾场。湖因此变得粘稠，不多大的风来，都不会起波浪。我觉得他坐在这里特别合适，不仅好看，而且可以拣票。但我忽略了他本人乐意不乐意。

我把小舅领来，我们俩走在街上时，他让我走到前面，这不是个好意思。就在这样走着时，我对他提起我家附近的艺术品黑市，卖各假古董，字画，还有一些浪艺术家在那里摆地摊。圆明园派所离我家甚近，领起他来也方便，但我没有把那个“领”字说来，怕他听了会不兴。他听了一声不吭，又走了一会儿，他忽然给我下了一个绊儿，让我摔在泥地上，把膝盖和手肘全都摔破了；然后又假惺惺地来搀我，说：贤甥，走路要小心啊。从此之后，我就知圆明园的黑市层次很低，我舅舅觉得把自己的画拿到那里卖辱没了分。我舅舅总是一声不吭，像镜蛇一样的险；但是我喜他，也许是因为我们俩像吧。

由小孩去领犯事的人有不少好，其中最大的一是可以减少罗嗦。警察看到听众是这样的年幼，说话的望就会减少很多。开时，我骑着山地车，警察叫大叔，满嘴甜言语，直到我舅舅来；后来就穿着灯芯绒外，坐在接待室里沉默不语，直到我舅舅来；我到了这个年龄，想要说话的警察总算是等到了机会，但我沉默的态度叫他不知该说什么；实在没办法，只好说说粮要涨价，以及万安公墓产的蛐蛐因为吃过死人，比较善斗。当然，蛐蛐再善斗，也不如耗。警察说：斗耗是犯法的，因为可以传染鼠疫。既然斗耗犯法，我就不言不语。开我舅舅来时，拍拍我的，给我一钱贿赂；后来我们俩都一言不发，各自东西──到那时，我已经不需要他的钱，也被他摔怕了。这段时间前后有五六年，我长了三十公分，让他再也拍不到我的──除非他踮起脚尖来。本来我以为自己到了七八十岁还要拄着拐到派所去领舅舅，但事情后来有了极好的转机──人家把他送了习艺所。那里的学制是三年，此后起码有三年不用我领了。

习艺所是给浪艺术家们开设的。在那里，他们可以学成工程师或者农艺师，这样少了一个祸害，多了一个有益的人，社会可以得到双重的效益。我听说，在养猪场里，假如猪太多，就阉掉一些，改作猪，这当然是个不不类的类比。我还听说现在中国人里比失衡，男多女少，有人呼吁用变手术把一份男人改作女人。这也是个不不类的类比。艺术家太多的确是个麻烦，应该减少一些，但减少到我舅舅上，肯定是个误会。猪多了，我们阉掉一些，但也要留些作；男人多了，我们掉一些，但总要留下一些。假如通通掉靠无繁来延续族，整个社会就会退化到真菌的程度。对于艺术来说，我舅舅无疑是一个。把他掉是不对的。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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