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手工作坊嘛，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工人等于工匠，技术标准就是手艺。俩老工人，一个喜刷薄漆，一个喜刷厚漆，这个看着合格的，那个看着就不合格。我们也不傻，刷厚了就给厚的那师傅去检查，刷薄了就给薄的那师傅去检查——准成。那年，老工人厉害，一看你刷的不好，脸一拉，跟现在的老板似的，要吃人的样。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不容易，那么小，就得看人脸。工厂虽小，倒像模像样，有黑板报，篮球场。厂给工人发工作服、劳保手。这些东西工人用的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总的说，工人还是穷啊，多一钱是一钱。

1968年，那真是好日啊。派仗不打了，工人照旧在工，农民照旧在田，学生们没事情了，逍遥。那时节连个正式的政府都没有，自由到百无聊赖。我们还是天天往学校里跑，侃大山，传小消息，从图书馆偷书看，游野泳。青意识也萌动啦，如果一伙男生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伙女生，那就——都张得如同大兵压境，谁都不说话，气也有儿急。像现在的新人类打情骂俏、钻小树林、书包里带避，那我们不敢，那时候是氓分才那么。如今氓不叫氓了，叫新人类了，但我们也老了，老到快要不算人类了。

大喇叭一响，你就听吧：“评三家村……评三家村……”带回音的，这就叫“山河震”。5月2日活儿的时候，一老工人就念叨开了：“我听广播说怎么回事儿？坏人了？吴晗、邓戳……”一老娘们就抢白他：“什么邓戳？邓拓！看你那耳朵！”

可是，好日在1968年冬，突然结束了。12月22日，三九严寒，喇叭里的声音又开始震山河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再教育，很有必要。”得，二话别说，学生哥，

日就这么过，活，工间休息打打篮球，下午休息还读读报。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还正经八本地念，搁现在看，撑的八成是！

撤！那时节，漫卷诗书喜狂啊！再见了，工人老大哥。再见了，碎嘴老娘们儿。你们就好好的刷漆吧。一老娘们儿神黯然地说：“你们这就走啦？我们还得在这一辈哪！”我听这是真心话，但那时会不，里边有多少辛酸。我当时还想呢，一辈工人有什么不好？主人哪，多自在，还能给别人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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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其实没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光看，那就是苞放的（我那时太不会看人）。她们整天叽叽喳喳，张家长李家短。我们去了，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谁家官儿大。对家里官儿大的，尊重。对家里有钱的，蔑视（是嫉妒也说不定）。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有个重要标准，是能不能，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生惯养，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死。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给文制品刷漆，得满是油漆，人一看就是个废。那时候没让人给窝死，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

终于熬到了。工作服，沾了一臭油，扔了！书包背好，上学！不过，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我们的日可不同喽。就在我们重新跨校门时，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折腾，已经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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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大折腾，一家伙就延续了两年多还没完。当武斗、游行、大辩论都渐渐尘埃落定时，我们已经从13岁小孩变成16岁小孩了。那时我们还不知，我们这一生，就这么，已经成了废品了。你想啊，中学一年级还没上完，所有的教育就全停止，放到现在，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思想的成熟度，在某个意义上，好象就永远停止在13岁了。

起风了，我们却不知，每天早上照常夹着饭盒上工去。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杨树刚发绿芽，用陕北话讲，“绿个缨缨的”，好看。每天的程序还是刷油漆，打篮球，读报纸，看老工人脸，听老娘们瞎掰。过了半个月，学校忽然给我们下了急命令：回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理论。

说话来到“五一”节，休一天，接着就上班，估计是接到了订单。厂里那时候，就有儿市场经济意识了。可这个“五一”节，不大平凡。“戏匣”（收音机）里播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评“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么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作者有三个：吴晗、邓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学者、报人、杂文家。我们那时候小孩儿，不知谁是谁。但从那一天起，我一辈就忘不了了这仨名儿了。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广播还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东方红”的曲一放完，就播社论。好家伙，气壮山河啊，那是什么播音员？“中国第一播”！从那天起，俩播音员，一男一女，谁的名儿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