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说，我们这一代，跟苏联是没多大关系的。我们懂事时，中苏已经开始掐架，音喇叭里动不动就要评一评“苏共中央”。苏联文化原本是50年代青年的神大餐，不是我们的。我们接它，是因为1969年现了文化真空。我这里说的文化，是说最基本的行歌曲。本来，文革中有大量颂歌现，好听，有激情，取代了文革前的一批老歌。可是，主意识形态的那一帮，不知发了什么昏，从1969年起，直到1971年，在广播里几乎禁播所有的歌曲。天天只有样板戏，猴拉稀，没完没了。

乡下的生活，渐渐无趣起来。刚来东甸住在李裁家时，我们还有顽心，觉上像是来这儿野游，三五天就能回去。时间一长，知这只是幻觉，回城还不知猴年月。每天日而作，日而息，又没有窈窕淑女好逑，简直连动都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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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小年轻太苦，没有教育，没有情文化，憋得满脸都是小痘痘。贫下中农又一个劲儿的不领我们走正。活儿凑到一块儿，壮劳力专门讲黄段。不叫，叫，人畜不分。这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我这

男愁唱，女愁哭。我们是愁啊。四个女生，连其中的恐龙都不理我们。青期，我们的冬妮亚在哪儿呢？环境这么恶劣，少壮农民个个有要包二的架势。我们自己的女生，我们既征服不了，也保护不了，这叫什么事儿？要不是文革，女生怎么会变成这样，真是——他妈了个儿的！

老龚嗓好，是声的那路，用脑腔共鸣，发的是丹田之气。小迷糊是京剧好者，下乡还带了把京胡，这时就用京胡伴奏清唱。每晚只要不开会，我们这里就开唱，一首首的跟老龚学。《卡秋莎》、《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经典，一学就会。

我的同伴，一般对这不兴趣。他们属于与时俱派，认为读书没用，如果读文学书，就更是脑了。除了老龚翻了翻我的宝贝，虚夸了两句外，没人待见我。

我们住的房，是典型的土坯房，泥墙，草屋，棚和四用报纸糊了，就算有儿现代气息。我看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知在3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住这样的房。住在新石时代的房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觉很奇异。

他们有他们的神寄托——谈女人。这个应该属于正常，青期，小胡蹭蹭地长，小棰也不大老实，女人就是生活中的好佐料。我们那时，一是对女生怀有神圣，二是偏要在嘴上糟践这些大傻妞儿。

我们那时候年轻，相信化论，相信明天会更好。总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边还会有个冬妮亚式的姑娘陪着。30多年过去，这梦想才破灭了。知青一代，也老了，在ktv包房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搂在怀里的，是三陪姑娘——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谓《外国名歌200首》，是一本歌曲集，文革前的小资读，相当于今日《上海的风雪月》。说是外国名歌，其实以苏联歌为主，另有几首东欧和拉的。60年代初版，在当时就有一儿异端的味，文革后当然遭禁。1968年，除了工人农民，全社会都很清闲，在地下状态中，这本小册就很行。到了集，山皇帝远，放声唱苏联歌没有工宣队的狗鼻来嗅了，苏联歌就成了知青的日常歌曲。

这时候我们才知，人家苏联，是个很小资的国家，什么东西一，就很有味儿。你瞧，山楂树下，两男追一女，多。我们集隔也有果树，一问老乡，叫“臭李树”，就这，还能有什么情调？

你不唱，我们不能不唱。唱什么？《敖包相会》，《芦笙恋歌》，《送我一束玫瑰》。中国的老歌不够唱，苏联歌就乘虚而。老龚在1968年闲了一年，谈了一年不成功的恋，追一个师长的女儿没追上，最后人家当兵去了。苦恋的副产品是，老龚学会了《外国名歌200首》里的150多首。我很替老龚抱不平。那女生心太，150多首歌儿都没化得了，走了也好。

我那时比同伴们多一儿幸运。1968夏季的时候，百无聊赖，老龚曾怂踊我们几个“战友”，撬开校图书馆的窗，过两回窃书贼。战果很不错，共窃得艾芜《南行记》、叶紫《丰收集》、瞿秋白《饿乡纪程》等若好书，开了一回界，知了用汉语写东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文学的一发芽，心里就多了一份依靠。那一年，上街逛时，在桂林路的路边上，看见一老（可能没我现在老）在摆书摊。我那时两一抹黑，不知好赖，居然让我淘到了繁字本《艾青诗选》、瞿秋白译《尔基散文选》和一本卷了边儿的老《译文》。少壮派学者看到这儿，恐怕又该笑了——这算什么东西？告诉你，60年代初的《译文》杂志，可不一般，曾经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页上是肯特的铜版画。明白吗？覆巢之下，还真就有个把完卵。我把这些宝贝金都带到乡下来了，没事儿就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