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就不分青红皂白将我架大门，我说什么呢，他们就说我神志不清醒，我说你们得说清楚我哪里神志不清醒了，他们就耻笑着说：“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跑来讨论哲学问题，不是神志不清醒是什么？”而更令人气愤的是，就在我最终要推导人类公式的关键时刻，我家薄薄的木板被三个中学老师推开，他们神经病一样看着我，歇斯底里地大笑，说：“我们骑了四十里路的车，就为了专门来参观你这个疯。”袁老，您见过如此的侮辱吗？您可曾想及，就是伽利略、布鲁诺、哥白尼三人加起来，也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啊。

而我的健康也就在这替而来的羞辱中节节下降，长期的压抑、焦虑、沮丧、苦闷、恐惧、悲哀导致我的肾上素质酮增加，该质血循环后，一步步蚕了我的免疫系统。今天我在这里给您写信时，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肺癌患者，持续的气短常使我以为自己就要撒手而去——而实际病例恰有许多如此。就在刚才，我还因为咳血污染了信纸，于对您的尊重我想换纸重抄，可实在是没有气力了——医生曾警告我不要情绪激动，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了，也不需要控制了，古人云：朝闻，夕死可矣，夕死可矣！

袁老，在疾病发作时，我是如此厌恨人生，可有时候却又要恩德呢。要不是这不断扩散的东西纠缠着我，使我坐立不安，我哪曾如此充实地度过每一秒？阿廷文学家豪·路·博尔赫斯曾说：“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是啊，现在，垂死的我所看到的日不正是最后一次日？所走过的路不正是最后一条路？所写的信不正是最后一封信？在这稍纵即逝的经历中，我无法不到悲壮，我为此泪盈眶。

先生，我曾动摇过。当别人说我疯癫，说我当着大众吊着走路时，我也曾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我关上门吊着在镜前走来走去，觉到了羞愧，我据此相信自己并没有疯，我只不过是专注于思考而已，开国元帅陈毅不是专注于读书而将糍粑蘸着墨吃了吗？数学家陈景不是专注于思考1＋1而撞树上了吗？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都快要被砍了，还在说：“让我算完这题。”我想我也如此。可是那持久的求访经历还是使我犹豫——那垂直的建筑、冰冷的门卫、先的电脑以及来去自如的编辑、教授构成了一森严的秩序，将我镇压，使我意识到自己终究不过是只井底之蛙，我读的书毕竟屈指可数，所受的训练毕竟少之又少，我费尽千辛万苦研究来的理论说不定别人早已研究过。我忽而害怕于自己，恐惧于自己，我真想一把火烧掉那几页纸——甚至连我这个人也可以烧掉的了！我们那里曾有一位工厂青年，他凭借自己的悟推证几何原理，去学院宣告时，教授们拿初中课本告诉他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推证，他五雷轰，羞而自杀，我想我真可以和他一对鬼哥们了。

有段时间，我学会了自嘲，当熟人扛着锄笑话我是“哲学家”、“克思”时，我就跟着他们笑话：“哪里是克思，我看我是个猪克思。”我发现自嘲是个好挡箭牌，自打如此之后，我便好像不再受到伤害了，生活中也免了很多扰。我尝到甜，竟以此为乐，终于有一夜，在我恬不知耻地对自己说“你只是一介农夫”时，悲痛排山倒海而来。我想：世间诸多自嘲不过是人际的防御手段，带着它天生的虚伪，而我这一桩，却分明是斩了自己的首，我是在和人们一起谋杀自己的尊严呀。于是我提笔在墙上写：你可以为之死！你可以为之死！

先知（3）

我告诫自己：学历低和真理没有关系——正是无畏比城府先带来创见；疯癫与否和真理也没有关系——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和我正是上帝死后哲学领域并立的两座山峰；我有幸生而为哲学家，即当承受他应当承受的磨难与哀伤，我是神之，就应当上十字架，我不下地狱，谁下！

袁老师，我相信当年您下放到知青农场时，也一定会对着宇宙发这声誓。我尤记得您写的诗，您说：世人啊，不要说我贫穷卑贱！前这沉甸甸的手稿，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这样的话我也用以自勉，不正是这样的誓言使我们远离世俗，最终站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尼采、黑格尔所构筑的哲学之河吗？我现在就愿意成为这哲学的殉葬品，我愿意用死亡来撬开人们沉重的，告诉他们祖先的来历和未来的去路。那些刊编辑和哲学教授已经用傲慢阻挡了真理的来临，现在这个任务落在袁老师您手里，我曾因敬重您而畏惧将稿呈给您，但我现在决定将它完全给您，就像圣洁的女将贞完全呈献给您。您完全合格，您的业务平和治学品格保证了您是唯一合理的受托人，您将带着惊喜的目光看着我颠覆整个哲学系，您击节，鼓掌，上打电话给我，您上就要坐火车来看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