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上课从不名，但《文艺理论》的到课率是所有课程中最的，可见他是多么“可”，多么有魅力！刘老师的魅力不是来自他的和善他的儒雅，也不是他不经意间表的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而是源自他滔滔不绝的“题外话”：上他的课，我们会有大半时间沉浸在“忆苦思甜”的甜中。年轻的时候，刘老师作为“级知识青年”下过乡，他将他最好的青年月用锄和镰刀伴着汗埋葬在了一个偏远农村的生产队里，天天喝着红薯粥，从事着负荷的力活。

回忆那段艰苦的岁月，刘老师的表情居然是陶醉的。他将他在生产队度过的日夜像说书人手中的“话本”一样整理过，每堂课讲那么一段，如果变成文字，绝对是一本类似《青之歌》的长篇小说，听得我们心向往之。每次上完他的课，回味饿急了的刘老师躲在田坎下捧着偷来的生萝卜狼吞虎咽的情节，我会对堂大师傅“心”烹制的猪潲般的饭菜胃大开。

《文艺理论》课上到第二个月，“长篇小说”的情节也随之发展到了“情”分：外表弱不惊风的刘老师当年血气方刚，单薄瘦小的里奔腾着炙的血，他狂地上了生产队长的女儿——一个据他所说“浑散发着泥土香味，思想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农村姑娘。生产队长横竖看不上刘老师，嫌弃他每次农活都被满地的青壮年落在老后面，于是百般阻挠。最后，“唯父命是从”的“白纸”姑娘忍着伤心离开了我们的刘老师。

“我与卿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棱，江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卿绝！“

当年刘老师为不识字的“白纸”姑娘改写的诗歌。从他改写汉乐府《上邪》的准，我觉得他更适合教我们《中国古代文学》，至少比正在给我们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的“吴”要够格。

“吴”其实是一个四十的雄胖老师，这个外号不知是谁首创，个人认为非常贴切：这个老师给人的觉，就像一个老得神经有些错的，絮絮叨叨，且全是胡话。

锦江说，二十世纪最难解的迷题，就是“吴是怎么混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队伍的？”此人姓“吴”名“仁梓”，同学们不叫他“吴”的时候习惯在他的全名后加一个“弟”字称呼他，合为“误人弟（吴仁梓弟）”。一本《中国古代文学》到了他手里，被讲解得七八糟不知所云，每堂课常识错误层不穷：同一篇骈文，今天是“先秦”人著，明天又是“五代”人作；同一个典故，今天发生在孔上，明天又嫁接给了屈原。除此之外，就是老念错字，《陌上桑》中有一句“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吴是对着全班近百只耳朵大声念作“行者现罗斧，下寸此须。”大家面面相觑——“罗斧”是什么武？“孙行者”不是用金箍的吗？后半句更是费解！

上过几堂课后，我本来就不怎么清晰的思维越搅越，学也不是，不学也不是。我觉得吴在每堂课伊始，都应该负责任地向全班同学郑重声明：“本堂课纯属放，如有正确，实属巧合！”

64

如果对待情的态度也像宋词一样分作两派，我想我应该属于“婉约派”，而老狗是如假包换的“豪放派”，但老狗对我的说法提异议：“虽然你面对情问题唯唯诺诺，可看了你写的那么多情书，我觉得你应该自成一派，叫‘闷’派！”

一直以为外表活泼的张芬其实是情上的婉约派，不轻易把“”字说，可那晚过后，温婉蓄的张芬仿佛变了一个人，每天都要给我打三次电话，早中晚各一次，比女人的生理周期还有规律，晚上的通话时间还格外漫长，不厌其烦地向我报告她的日常生活和所见所闻：早餐吃了几个包啦，午餐哪菜放咸了，谁谁谁脸也没洗就跑去上课了、、、、、、“我迟早被你调教成一个长妇、八婆！”我着烟，抗议，“能不能换换味？”

电话那张芬银铃般的笑声传来：“行，你想听什么？”

“说说你小时候吧，小时候，你是不是也像现在这么不可？”我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