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商货畅通销，那也罢了。但畅不畅销，连商人都不能判断，让官府如何能判断？况且官府负责的只是将货买回来，然后分摊下去“赊贷”给各个商人就行了，能有多少责任心？那么不畅销怎么办，还得分摊，大商人可以利用门路将风险转换，或者调向其他地方，避免亏本或资金积压。然而中小商人呢？卖不掉，开始欠官府的利贷了。

为防止欠逃亡，市易务白天“差人监逐”，夜晚“公行寄禁”，对欠“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摔缚，何所不至。”

它的危害还不止。

就象它成立的宗旨，是购买各地滞销商货，让百姓生产者获得更多的生机。用意是不错的，但执行时，当真去购买各地滞销商货？

打一个比喻，今年风调雨顺，桔大丰收，到都卖不掉，市易务会不会公价钱买回来，再卖去？

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当真。就象青苗法实施时一样，俺们绝对不会迫百姓借贷，结果呢，全国都在行摊派。

所以一些良的商货陆续被盯上，就象王手下的四大作坊，难竹纸、蔗糖、烧酒与烟也是滞销商货？

就算没有这些弊病，那有国家来负责所有商品的，请看天朝的六七十年代，悲的票时代……

可以说，市易法是宋朝商业史上的一次严重倒退车！

其目标更没有那么伟大，主要就是一步敛财！

“介甫公傻了不成，我们这几个作坊都是良心作坊哪。”李贞不解地问。

在王的带动下，宋朝现了一些新名词，包括这个良心二字。

就象去年元旦节后，一直到现在，王已经从各个作坊调七十多万贯发给了各个将士以及烈士家属。

然而这些钱不是王一个人的。

其中烧酒作坊近三十万贯收，还有王其他三个作坊分红有二十余万贯收，余下的便是十个商主动捐献来的。

这只是其中的一分，再如前年陆续给郑白渠的那些制作甲的钱帛，也不仅是王所分红所得，其中六成还是十商的分红钱，全用来捐献了。

往前数，历历数数地捐献。

再如烧酒作坊，十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照理，烧酒作坊同样得有他们的契，然而王说它的所得全挪为国用，十商二话没说，便将其盈利全放弃了。

另外竹纸作坊每年又拿那么多竹纸，无偿捐献给一些贫困州县的州学县学学。

平时该的税一文钱也没有少，如数纳给朝廷。这个税也不是小数字，四个作坊合在一起，每年上的税务也达到了几十万贯！

如果说王将他的所得九成五变相地捐给了国家，这些商同样也将六成收益，由王安排，挪成了国用。

王安石这分明想钱想疯掉了，这样的作坊，也好意思下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