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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承认——不，我持认为——在考虑行分析治疗的所有病例中，首先应该由医生确定诊断。幸运的是，我们所接的神经症病例绝大多数都是由心理因素发的，没有必要从病理学角度作任何推测。

你这样恐怕太过分了吧。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只是病理学的问题，而我们在分析中所关心的却是治疗过程。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能证明所涉及的一切利益都将通过这一约束而获得的话。你一定会同意我所说的利益有三，即患者的利益，医生的利益，以及——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科学的利益。

不过话说回来，随着治疗工作的还可能现某意外情况，使得分析者不得不求助于医生。在分析治疗过程中会现这样一些症状——最常见的是生理症状——使分析者拿不定究竟是否应该把它们看作属于神经症，或者是否应该把它们同某中途介的独立的质疾病联系起来。这一仍然得由医生来定夺。

“现在我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你对外行分析的态度了。

所有这几类情况都会表现基本相同的神经症现象；神经症总是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也总是有极为不同的、往往十分复杂的病因。

事实上，科学的利益包着一切未来的患者的利益。我们现在来

不。本不能从这样的可能中行得否定外行分析的论据，因为在这场合，即使是医界的分析者也只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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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治疗中有一条技术规则，如果在治疗过程中现这样的难以确定的症状，分析者就不应任自作判断，而应该听取某一位与分析无关的医生——可能是一位会诊医生——对这症状的看法，即使分析者本人就是医生并仍然通医学知识。

“可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条在我看来似乎毫无必要的规则呢？”

“你现在说的话倒更中听一些。

你已认定非有外行分析者不可了。由于你只能相信他们是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所以你就东拼西凑地找理由来为他们辩解，为他们的存在创造有利条件。

自我的组织。

你终于像个医生那样谈论问题了。

首先，由同一个人来行质疾病和神疾病的综合治疗并非上策；其次，由于移情关系的存在，由分析者对患者行检查也是不妥的；再次，既然分析者的兴趣如此烈地集中在心理因素上，他就完全有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存有偏见。

“这就是说，即使在分析过程中一个外行分析者也还是不能没有医生。这可是证明外行不适于分析的一个新的论据。”

可我却一都看不为什么应该有外行分析者，因为他们毕竟只能充当二治疗家。

所以我现在期待的是你能承认，像神经症这样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只能由医生来理。“

一旦医生确定了诊断，他就可以满怀信心地把治疗工作移给外行分析者。

在我看来，已经被训练为分析家的少数外行倒可以作为例外情况看待，但不应该再产生新的外行分析者，所有分析训练机构都应该把不再训练外行当作应尽的职责。“

在我们神分析学会，事情总是这样安排的。多亏医学界成员与非医学界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人们可能担心的那些错误几乎是完全避免了。

这不是毫无必要的；事实上，制定这样的规则是有好几个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