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不是那样，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无产阶级，持有辩证唯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我看来，逻辑问题是对错真伪的问题，扯上这么多，实属冗余；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为一名资产阶级分之后，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论战的方式有恫吓、威胁之意。一般认为，五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还算是一次比较平和的讨论，论战各方都没有因为论前往北大荒，这是必须肯定的。但要说大家表现了多少君风度，恐怕就说不上了。

“文化革命”里的两派之争，有一个阶段，虽不属论战，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对方成分不纯或者德败坏，要么发现对方庇护了大叛徒、走资派，要么逮住他们了有亏德行的事。在后一个方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对青年男女呆在一个屋里，对立面必派一支悍队伍埋伏在外面，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门去。我住的地方知识分成堆，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所为。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斯文人，其实凶蛮得很。这使我到，仅用言辞来证明自己比对方德优越，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时候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望。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了结果，一方的好人份既定，另一方是坏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方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据文献，反右斗争后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在旧社会的作为，女右派结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窥女浴室的问题。当然，这个阶段发生的事已经不属讨论的范畴，但还属论战的延续。再以后就是组织理等等，更不属讨论的范围，但是它和讨论有异常显著的因果关系。

“文化革命”里，我是个小孩，我住的地方有两派，他们中间的争论不有没有意义，毕竟是一论争。我记得有一阵两派的广播都在朗诵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行到底》。倘若你以为双方都在表示自己将革命行到底的决心，那就错了。大家兴趣的只是该文中主席痛斥反动派是毒蛇的一段——化成女的蛇和毒牙的蛇，它们虽然已经到冬天的威胁，但还没有冻僵呢——朗诵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对方领会到自己是条毒蛇这一事实，并且到不寒而栗。据我所见，这个希望落空了。后来双方都朗诵另一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显然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动派，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但是对方又没有这自觉。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刀兵相见，打了起来。这以后的事虽然有趣，但已了本文的范围。

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然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止，就会得到这结果。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对方是坏的，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恶意。恶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诉诸行动：假设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理；有武力，就让对方破血；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你在哪个领域争论，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争论的结果既然是有人好，有人坏；那么好人该有好报，坏人该有坏下场，当然是不言自明。前前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争论，给生学和生学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论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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