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两件事：一、改变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这概括的魅力在于简单，但未必全面。举例来说，一位象棋国手知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是改变棋的位置，肯定会到忧伤；而知识分听人说自己的事不过是用墨和油墨来污损纸张，那就不仅是沮丧，他还会对说这话的人表示反。我靠写作为生，对这概括就不大满意：我的文章有人看了喜，有人看了愤怒，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话又说回来，喜也罢，愤怒也罢，终归是情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还可以说，写作的人是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影响直至千秋万代——可惜现在我说不这影响是怎样的。好在有东西见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没有人敢于怀疑：知识分还可以蛊惑宣传，这可是厉害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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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全集》第一卷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

说来也怪，自苏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识分拿自己的正派学问教人，都没人听，偏偏纳粹的异端邪说有人信，这真叫邪了门。罗素、波普这样的大学问家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些成分发表过意见，彩归彩，还是说不清它力量何在。事有凑巧，我是在一蛊惑宣传里长大的（我指的是张桥、姚文元的蛊惑宣传），对它有知识，也许我的意见能补大学问家的不足……这样的知识，读者也是有的。我说得对不对，大家可以评判。

据我所知，蛊惑宣传不是真话——否则它就不叫蛊惑——但它也不是蓄意编造的假话。编来的东西是很容易识破的。这宣传本半疯不傻，这宣传的人则是一副借酒撒疯、假痴不癫的样。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旧俄国有疯僧，被狂的信念左右，信雌黄，但是人见人怕，他说的话别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这人搞蛊惑宣传能够成功。半疯不傻的话，只有从借酒撒疯的人嘴里说来才有人信。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样，用更年期亢的啸叫声说来，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样，带着怪诞的傻笑说来，才会有人信。要搞蛊惑宣传，必须有什么东西盖着脸（对醉汉来说，这东西是酒），所以我说这人是在借酒撒疯。顺便说一句，这状态和青年知识分意气风发的狷狂之态有分不清楚。虽然夫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但我总觉得那状态不宜提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德国人了很多坏事，得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有个德国将军佩尔斯基这样为自己的民族辩解：德国人民是无罪的，他们受到希特勒、戈培尔之蛊惑宣传的左右，自己都不知自己在什么。还有人给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了一番统计，发现其中每个字都害死了若人。德国人在二战中的一切劣迹都要归罪于希特勒在坐监狱时写的那本破书——我有怀疑这样说是不是很客观，但我毫不怀疑这说法里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总而言之，人一件事有三办法，就以希特勒想的事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动手去，这样他就是个普通的纳粹士兵，为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别人去，这样他只是个纳粹军官；最后，他可以蛊惑宣传，把德国人得疯不疯、傻不傻的，一齐去坏事，这样他就是个纳粹思想家了。

其次，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听；“文革”里跑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分急功近利的人。当然，这快肯定是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理很简单，要想获得现实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