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总要有质基础，嘴说是说不来的：哪怕你想找个净厕所享受排的乐趣，还要付两钱呢，都找宣传家去要，他肯定拿不。最简单的法是煽动一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最后，蛊惑宣传虽是少数狂分的事业，但它能够得逞，却是因为正派人士的宽容。群众被煽动起来之后，有一惊人的力量。有些还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希望这力量可以好事，就宽容它——纳粹在德国初起时，有不少德国人对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这非理的狂成了气候，他们后悔也晚了。“文革”初起时，我在学校里，有不少老师还在积极地帮着发动“文革”哩，等带敲到自己脑袋上时，他们连后悔都不敢了。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受蛊惑宣传时那快；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不唯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新的蛊惑宣传——难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惑宣传。我别无选择。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22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发表时题目为“蛊惑与快”。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萧伯纳是个尔兰人，有一次，人家约他写个剧本来弘扬尔兰民族神，他写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有个剧中人对尔兰人的生活态度了如下描述：“一辈都在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这段话，脸上也有辣辣。这方面我也有些话要说，萧伯纳的态度很能壮我的胆。

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队。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姥已经给我讲过很多，她说这是一个四十多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条驴。我姥姥还说，驴在当地很有用，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送什么，或者从地里收获什么，驴都是最重要的帮手。但是我到村里时，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四十人，而是一百多人，驴一条都不见了。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这么多年以来，人一直在不停地生来，至于驴，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没有驴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当然不是用背来驮，而是用小车来推。当地那独车载重比小驴驮得还要多些，这样人就比驴有了优越。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其实那粪里土的成分很大——一车粪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样，而地往往在比村二三百米的地方。这就是说，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80层楼上，而且早上天刚亮到吃早饭之间就要往返十趟。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估计不足。我以为自己长得人大，在此之前又过三年队，别人能的事，我也该能，结果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的味。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