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朱家大院里一个叫刘锁的哥哥去学校报名，他长我5岁，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有半疯，整天脏兮兮的，上的衣服不是长过就是短过肚脐，颜永远灰暗，就像北方灶坑的烟灰。

刘锁正读小学四年级，算是大孩了，妈妈没有时间送我到学校，我就跟定了刘锁。

学校在县城的西，一片黄土坎儿上，原名叫城西小学，后改名为育红小学，我就是在学校改名以后上的学，那年我8岁。

刘锁一直快我几步地在前边走，我在他的后追。刘家在大院里也算是古里古怪的人家，刘锁妈妈的脏和痴成了他们家与外界断绝往来的绝缘，没有人肯到他的家里去，别人也从不邀请他一家人去客。

刘木匠与我父亲黄启蒙往来，是因为他年迈的母亲早几年患了白内瘴（一常见的病），他不断地求我父亲开药。

我去世的时候，那棺材就自刘木匠之手。

刘锁的是一个瘪的老太太，就像山里的桃，只剩一层皱的了。她经常蜷缩在外屋的地铺上，他家的门正对着路，大院里的人过来过去都忍不住朝那黑幽幽的门里张望，人们就望到了刘锁的。刘锁的也望到了经常望她的人，她熟悉着那一张张面孔，一张张面孔也熟悉着她，熟得视而不见了。

我活着的时候，经常找她说话。两个老太太的思维都还清晰，说的也都是现时儿媳的不好，从前滋的日，以及丈夫活着时的自在。两个老太太的命运相似，都是寡妇，而刘老太太22岁那年丈夫就得伤寒病死了，她将刘木匠扶养大，一直守了几十年的空屋。每逢从她那里回来，都要跟我妈妈描绘一遍，脸上充满了对刘老太太的敬意，几十年守空房啊，那可是年轻女人最大、最痛苦的牺牲呀！不住地赞叹，又摇又。她的脑里长满了男尊女卑的细胞。

我去世后，刘老太太也一天不如一天了，先是浑发，后又胡言语，有天她躺在铺上不停地怪叫，声嘶力竭地喊刘木匠，喊声一阵似一阵，大院里的人都听见了，私下里嘀咕议论。

妈妈怕我听见，把我从人群里拉回屋。我就在夜半三更时听见刘老太太那凄历的喊声，像老猫寻找到了失散多时的偶。

我走在刘锁后，一心想快见到学校和老师。

路上经过一个礼堂，这座礼堂是县城最辉煌的建筑，里面经常放电影，县城的人通过电影了解外面的世界，礼堂在县城人心中就是一座圣地。它矗立在地势较的坡上，就像悉尼歌剧院一样令人心旌摇。它也是通往学校的路上最靓丽的风景，在这风景面前，我的心充满了由衷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