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他对经过身边的乘务员说，“我要找一位乘客，他的座位就在那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她回答说：“那个座位没有人。”

“我知道！”他吼叫起来，但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所以我才问你。”

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飞机上的空姐都经过了良好的培训，显得彬彬有礼。这位小姐也不例外。“我很抱歉，先生，我是说飞机起飞的时候，这个座位就是空着的。”

“这根本不可能。”康托气急败坏地说，“从纽约起飞的时候那里一直坐着一位乘客，一位年轻人，胡子刮得很干净，棕色的头发，你肯定看见过他。”

“抱歉，先生，”她耐心地解释说，“我是在哥本哈根上来的乘务员。”

“他应该就在那里。”他坚持说，因为绝望声音也响了起来。“他会去哪儿呢？”

“没准他在哥本哈根，”那位空姐提出，“我去找机长来好吗？”

机长知道康托尊贵的身份，可他也无能为力。“教授，请不要着急。飞机再过二十分钟就到斯德哥尔摩了。我肯定地面的机务人员会有你同事的消息。”他满怀敬意地朝康托眨了眨眼，“我们sas从来没有落下过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

康托满脸愠怒地望着窗外。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十二月里的一个短暂的冬日。太阳还没有下山，就已经接近地平线了。从飞机上往下看，大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斯德哥尔摩群岛就在前面。这时，一个欢快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教授，您别担心，机长刚才与哥本哈根通过话了。斯塔福博士将搭乘下一班飞机抵达斯德哥尔摩。他肯定是没赶上这班飞机。”

“怎么会呢？”康托喃喃自语。

乘客们排成一条长队，焦急地等待着下飞机。康托被邀请第一个走下飞机，他们都很羡慕地望着他。当他从狭窄的舷侧门出来的时候，明亮的灯光直射在眼睛上，有片刻时间他连眼睛都睁不开。肖斯特兰德这位《瑞典日报》的摄影师（一部分正对着康托的灯光是他打的）正在等着他。肖斯特兰德自诩是摄影图片记者，而不是那种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狗仔队。他认为新闻摄影师的作用是揭示拍摄对象表面之下隐藏的东西。这正是他为什么是唯一一名在这种场合不采用哈苏镜头的《瑞典日报》摄影记者。他带了一架马达驱动的尼康600厘米可变聚焦镜头的照相机，机架是专门设计的，就用他强壮的左臂代替三脚架。他习惯将镜头对准拍摄对象的鼻子：如果他能够计算出鼻孔里露出来的鼻毛的根数，那就可以抓拍到他的“受害者”表情中的任何细微变化，包括一般照相机拍摄不出来的每一滴汗珠。他的火箭筒（长聚焦镜头）正对着机舱出口的门框，这是飞机上的乘客下飞机时的必由之路。《瑞典日报》记者伦德霍尔姆就站在他身边。“记住，”伦德霍尔姆提醒他的同事，“拍一张他嘴巴张开的镜头。这个人太狂妄了。我要让他看上去很蠢。”

第二天照片刊登出来时，康托张着嘴巴，看上去真的很傻。在肖斯特兰德的火箭筒似的照相机拍摄的过程中，他正好看见葆拉…柯里：高挑的身材，金发碧眼，穿着毛皮大衣，脚蹬一双皮靴，眼睛里流露出一丝调皮捣蛋的光芒。在接下来拍的照片里，康托张开的嘴巴流露出的是难以掩饰的愉悦。伦德霍尔姆拒绝采用这些照片。抓拍到的葆拉…柯里与教授拥抱的照片最后也被扔在剪接室的地板上。它们与斯塔福亲吻塞莱斯蒂娜的那些略为有些混乱的照片过于相像，不宜放在一起。

伦德霍尔姆庆幸自己的敏锐，抢拍到斯塔福这张照片。各个通讯社和本地的竞争对手——《每日新闻》、瑞典晚报和《快报》全都只派了一个小组的人去机场迎接康托和斯塔福乘坐的班机。官方的欢迎人员，包括瑞典外交部的代表，美国文化参赞，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校长和两名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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