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这是我童年的一个句号。同一年，我妈妈走后门把我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念英文，当然是为了我的前程考虑才这么，可是我那时候九岁，不太理解这一切，只是觉得我的好日没了。

朱伟说洪晃的家（上）

从此以后我彻底了，也就不想了。

我小时候几个登女郎心培养的服饰容意识大概在半年内就被彻底革命化了。在我学会用蹲坑后的不久就开始改变我所有的服装。要穿军装，要白衬衫蓝，要穿解放鞋和军鞋，裙、鞋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律扔掉。1973年，我的无产阶级时尚意识刚刚稳定，我妈妈再一次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纽约。就这样，在短短十二年里，我的“时尚观念”从30年代上海登到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到了70年代纽约嬉。

1970年外附招生是要查三代的，必须是红到上的工农兵弟，我纯属于混去的。我和别人的不一样把我自己也吓一，那时候我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太用过，在史家胡同小学的时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脏，憋半天，回家再撒。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我本不会用蹲坑厕所，只会用桶。这真是很晦气的事情，每次撒都会走偏，撒到上，被同学们笑死，真没见过九岁还不会撒的小孩。

因为创办《华夏记忆》，我了洪晃的家环境。当时创办《华夏记忆》的想法是要挖掘记忆的财富——中国历史的各各样个人记忆其实都是一财富，但好像大家都越来越不珍惜记忆而只看重实际。为表达这思想，我要了红回忆录中1966年回忆她父亲罗瑞卿的首发权，约张承志写了《饥饿的记忆像一金属线》、莫言写了《主席逝世那一天》、余华写了《医院里的童年》、李欧梵写了《国六十年代》。而洪晃帮我拉她妈妈写了《史家胡同51号》，她自己则写了《纽约空降红小兵》。

印象最的。我记得那是一个瓢泼大雨的夜晚，我已经睡了，但是听见外面客厅有很多慌张的声音，就起来偷看。从门里我看见妈抱着外公哭，哭得特别伤心，她的发成一团，脸上什么化妆都没有，我几乎都认不来是她了。过了一会儿，大人们好像给她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她就走了。第二天，我问外婆妈怎么啦，她只是说大人的事小孩不要多问。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妈。后来才知，她就是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离开了北京，偷偷地跑到香港去了。

我忘了是文革的哪一段，我妈居然开始在家自己琢磨怎么衣服。她学会了如何量、剪裁和纫。我们家为此还添了一台蝴蝶牌纫机，我把纫机当玩，学会穿针引线，还把说明书当小人书看，看丢了挨了一顿骂，我妈扬言要打我，我跑到外公后躲起来，外公还吼了我妈几句，说你小时候我没打过你，你现在也不许打妞妞。此事至今是我妈证明我从小被生惯养的重要依据。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是不能讲究穿的。妈妈总是想办法非常小心地把我和她自己都打扮得漂亮了。我还记得的确凉料来的时候我妈在百货大楼抢购到一块特别好看的粉格的料，她给我和她一人了一件衬衫。但是她怎么也不着好看的扣，最后终于托人买到了透明有机玻璃扣，如获无价之宝，全钉在她的衬衫上了，不给我钉的原因是怕我丢，为这事我也至今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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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后夏姑妈的酒喝得越来越凶，我不知什么时候，外婆就把她送回湖南老家了。只有黎姑姑还经常来家里，但是她们已经没有打扮我的雅兴了。

洪晃家——史家胡同51号是个特别漂亮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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