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我们住在大使馆，所以什么都没看着，到了纽约我们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门，讲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学校就读。

被派小留学生

我十二岁那年，北京外语附校的期中考试提前了，考得好的学生被拉到离学校远的医院去检。大概过了两个月，学校才宣布有十几个被外选中小留学生，将被派到国外去学外语。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特别兴奋来着，但是我想即使是兴得要楼，在当时情况下也要压着情绪。这跟旧社会女孩嫁差不多，越喜这男人越要哭得伤心，真愿意嫁去，说不定这门亲事就黄了。人定下来之后，外好像给我们开过一个学习班，讲了什么我真一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告诉我们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二十八个孩立刻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队，任务非常艰，但绝对光荣。临走之前，外发给每人700块人民币服装费，在1973年，这简直是一笔财富。我们一起来到只给衣服的红都服装店。二十八个孩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了一模一样的衣服。我们协商要穿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火中的人民而奋斗，心里一定非常温。

在学校里的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四个孩的英文一长都没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们送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学校属于那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爬在地上，把脚放在桌上，还可以吃糖，所以睡觉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团的领导们不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二千多金的学费，真是学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乌纱帽要搬家。那时候主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甲，但非常灵，她想个鬼，让四个孩全住到国人家里去。我

得自己过舒服了，她妈妈的影响就会来，又会觉得人不能这么舒服，不能对自己、对人家都不负责任，这是要遭人指脊梁骨骂的。所以，她的放松与她的沉重责任经常反反复复地形成对立，当然，从本质上说，洒脱的力量可能远不敌责任的力量。

就这么着，我和三个去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过黎去纽约。法航的空微笑地迎我们，我们克制住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一学校我们就呆了，这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劳动布（后来才知这叫仔），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组织纪律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这叫泡泡糖）。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国孩跟见到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这人叫鲍·迪，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