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第一个被送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国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画。家中有三个孩，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五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选家时，代表团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被选中是因为加恩先生的父亲老早老早当过国共产党，在国查三代不能要求太，沾“红”就可以了。

潜移默化的转变

我住国人家的第一个觉是国人真他妈不把外宾当回事儿！试想这要是在中国，70年代谁家住来个黄丫，那还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国人在中国也是被另看待的。我了国佬的家门，刚刚安顿下来，一件事就是学着家务。这家人喜动，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人都有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只猫、一窝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蝎。孩们负责理这些动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箱，每日一次。换鸽笼，每周一次。还有其他与动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圾、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着学雷锋的神，积极抢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没人愿意的活。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二净的时候，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先工作者的嘴脸，他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假惺惺的觉，后来我不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是只有两个卧室，所以我们四个孩都挤在大卧房里。吕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铺，我有一个折叠床，每天晚上拉来睡觉，每天早上再放回大女儿的床下面，睡觉的地方有了，但是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都满了，基本上一开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书劈盖脸地倒来。

怎么办？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所以就为我买了一个简易、用纸壳的小柜，是蓝的，我最喜的颜，有六个小屉，还了一个小蓝台灯。柜搭起来之后我心里非常兴，但是想到使馆曾教育过我们，收外国人礼的时候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激，好像中国什么都没有，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蓝柜放在我面前时，我以一个中国长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不的话，然后接着看书。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了个全家会议，差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说算了，送回去还不知代表团里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他后来告诉我，他看了好多讲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书，特别是solghenitsin的《ivan

densovitch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为错了事情，被送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我实在说不清楚。人的意识的转变永远是悄悄地，潜移默化地。直至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