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装上了防盗门，并晚上在店里睡个人。卫生许可证难办些，别人卖糖是不要的，可防疫站告诉柳宗勤，你不要别人，你好你自己就行了。国营供销社更不知那证到底是个动还是个植，是个死的还是个活的，或者是个别的什么玩意。可无论国营供销社知不知，只要请了防疫站领导的客，他们就会想办法来整人。没办法，柳宗勤只有到医院去检查，一关一关地过了才能申请卫生许可证。查了七十二样传染病，又查了三十六样可疑传染病，查来查去也没查个丑寅卯。什么病都没能查来，医院的解释是可能仪坏了，让他去徐州大医院复查。柳宗勤来了犟劲，去就去，看他们还能耍什么新招。在徐州大医院检查了他们要求的所有项目，一切都好，完全符合要求。卫生许可证终于领来了，柳宗勤松了一大气，私下想以后可以好好地了。

柳宗勤把家里都安排好后，又前去南方糖厂货。

可刚走不久，店门又被防疫站给封了，理由是卫生许可证是柳宗勤的，可卖货的是柳宗勤的父亲柳衡运，证和人不对应。还说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躺在社会主义的走廊里竟敢偷梁换，简直是上无国家王法下无黎民百姓健康。说的虽然是前言不搭后语驴不对嘴，但你必须得他说的办，否则就违反了他家的哪法，违了他家的法就封你的店，敢撕就送你号吃皇粮去。可柳衡运偏偏不信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背包一打，带上粮直接去徐州府信访。到了徐州信访办公室一说，工作人员听了都很气愤，说白糖批发生意本就不要卫生许可证。因为批发白糖都是整袋整袋地卖，本就不接里面的糖，并且一个徐州市也没听说谁卖糖还要办个卫生许可证。信访办的同志让他先回家，说上就发公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柳衡运兴兴地回了家，三天后，防疫站终于来人揭了封条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虽然算不上大事，可给柳衡运很大的震动，使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以前他认为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现在他不再这样认为，他知了没权的滋味。原来是有权鳖孙三丈，无权爷爷是鳖孙。他在想，等有了钱，一定给孩找个好差使，不能让下一代再受这份窝气。

柳衡运三个儿一个女儿，除了柳宗勤了校门和他一起生意，其余几个都在读书。那几个虽然书读的都不怎么样，但他还是让他们把书读下去，他认为读下去就会有希望，就会有前途。他不想再受气，回想过去，他爷爷受大清帝国的气，父亲受国民党的气，如今共产党虽然是个好党，经也是好经，可这好经总被前个别歪嘴和尚给念毁。这几个家伙虽然是螳螂挡车，影响不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那几句歪经落到他的上也真够他受的，的他好长时间心事重重，差放弃这档生意。用他平时好开玩笑的话说，真让那些家伙气的疼。

柳宗勤和父亲勤勤恳恳、小心翼翼地生意，生怕得罪哪一方神圣，以为以后老老实实的，就不会再有麻烦。可事情并不是那样，没几天，理街的就找上门来，但来到他的门并没有找他，而是找那些到他店里货的，让那些人不能在街两边停车，更不能停在店门。柳衡运气的与那些人吵，质问他们为什么允许别的店门停车，而不让他店门停。那些人上来不理他，后来脆说，你与共产党作对能得好吗？柳衡运气的大骂，它一个小小的地方供销社能代表共产党吗？你们怎么想着办法整人？真是岂有此理？那些人也不吵也不恼，只说自己是执行公务，别的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