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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危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北京教育禁止白话〔12〕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然而也不过是“好些”，内中的骨，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的遗传。

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只是我的译著，必须持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或十，至今还确是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气，四面光的《彷徨》之类。归结，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瘟脑，躺在板床上烟卷——彩凤牌——了。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神经过。“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反革命之间。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这是“不革命”。“不革命”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先前偶然看见一报上骂郁达夫先生，〔13〕说他《洪》〔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我就去买《洪》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不合，倒也看不什么恶意来。这就证明着光的钝锐，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言归正传。刊的暂时要碰钉，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都有这的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