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连欧健跟林俐已经结婚，他们是合法的正式夫妻这个事情都不知。

三个人这样沉静了一会儿，倪和平说：“我们都是中年人了，也都受过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能力。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酿的酒只能自己喝。”

倪和平说的非常平静，但是说的也非常定。她既不想伤害项茹梅，同时也想告诉项茹梅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倪和平本来还有话要说的，说如果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了？维持社会平衡的不光是法律和制度，更多地是依靠理和德。但是她只是心里这么想了，而并没有真说，她觉得项茹梅自己应该懂得这个理。

项茹梅当然懂得这个理，但是她仍然不甘心，于是，打了手中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女儿牌。

项茹梅希望欧健看在女儿的分上，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威胁说：女儿是判给她的，凭她现在的经济实力，完全有可能把女儿带到国外，让欧健永远见不到欧渝丽，并且说到到，上就张罗着给女儿改名字。

这张牌果然威力大。项茹梅打来之后，欧健就真的重新考虑了一番，但考虑的结果是仍然不能跟项茹梅重归于好。

“我是要对欧渝丽负责，”欧健对倪和平说，“但同时也要对林俐肚里面的孩负责。手心手背都是呀。再说，欧渝丽已经大了，而林俐肚里的孩还没有世，我不能让他一世就没有父亲。”

当倪和平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项茹梅的时候，项茹梅到有绝望了。她摆可怜相，求欧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无论无何再跟她见一面。

欧健不想得太绝，答应了。当项茹梅看见欧健是与林俐手挽着手来到咖啡屋来赴约的时候，项茹梅彻底绝望了，她知再恢复与欧健的情已经不可能，于是当着林俐的面，摆一副蛮不在乎的样，说拉倒，把钱还给我。

“什么钱？”欧健问。

“我存放在你那里的钱。”项茹梅说。

“你存放在我这里的什么钱？”欧健问。

“准备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留给欧渝丽的钱。”项茹梅说。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会对女儿负责的，”欧健说，“有钱没钱我都要负责。但是我不知你什么时候存了什么钱在我这里。没有。绝对没有。”

“你说什么？！”项茹梅问。这一次项茹梅的声音更大，并且对重音也了特别加，但是重音放在了后面，即放在“什么”上，仿佛她本不相信欧健会说这样的话。

项茹梅确实不相信欧健能说这样的话，但是欧健确实说了这样的话，而且说的非常决，非常肯定，非常坦然，以至于有那么一刻，项茹梅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项茹梅清醒过来之后，找到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尉，甚至把他们在圳、珠海、广州、香港的那些当年队的所有知青都找到了，请他们评理。但是欧健一咬定没有这笔钱。王思蜀以及其他朋友当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背后都异同声地说：欧健绝对不会是这人，肯定是项茹梅自己疯了。

项茹梅真的疯了。不是因为那一百多万块钱，而在于她的绝望，彻底的绝望。在于她人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在于她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彻底的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女儿对她的不信任。女儿欧渝丽承认父亲有怯弱的一面，但是她绝对不相信父亲欧健是那辜负母亲的信任而把委托保的钱财占为己有的人。女儿虽然没有说，但是她跟其他人的观差不多，也认为项茹梅疯了。既然女儿都认为项茹梅疯了，项茹梅跟真的疯了有还有多大的区别呢？事实上，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一个人是疯的时候，这个人就等于是疯，她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