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12880元港元。当时，不仅把林福久吓了一，还增加了无限的新鲜。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他误认为杨老板是香港的大富豪。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实话实说吧，我算什么？是小老板，才10亿港币啦！这还能算是有钱人吗？在香港‘属于无产阶级喽’。你知吗？在西方国家，什么算富有？拥有私人飞机，拥有私人游艇，最好再拥有私人银行……这才算是真正的富豪了。”

那天吃完饭，天已经很晚了。杨老板看了看表说：“林先生，男人门在外，总有一寂寞的觉。一会儿，找两个小陪陪你。”林福久吓坏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嫖娼是违法的。”杨老板笑：“瞧你吓的，这儿是香港。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据，香港警察是不能随便闯民宅的。走，我带你去转转，验一下香港的夜生活。”

就这样，林福久在香港足足待了一个星期。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无疑，这一个星期对他来说是改换灵魂的一个星期。这一星期，他那培养多年的文人儒雅、傲的心态，在大冲击下，从羞愧开始不断地坍塌；他那当过16年军人的躯，傲的颅，在大利益的冲击下，开始弯腰。何况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短短的时间里，他实实在在地得了600万——600万可是个天文数字，要是靠领死工资，他就是几辈都拿不到啊！随之，他作为司法机关公务员原本的骄傲，年轻时曾经的理想信念崩溃了，内心的望之河开始汹涌奔突。

当他在香港上完这一课，突破被打开后，他的贪就像开了闸的洪，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在鞍山这座城市，林福久拥有了双重份——鞍山市检察院的调研室副主任，资本初兴时期的明商人。他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特有的官场“怪”，一边把事业得惊天动地，一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边把自己放纵得穷凶极恶，一边把自己装扮得好无比；一边是圣女教徒，一边是险恶鬼……

其实，早在1990年前，他就借着略懂书画、古玩，往来于鞍山与北京之间，把鞍山收购的旧货古玩，偷偷地倒到北京潘家园去卖，也了解了许多有关潘家园永远无法破译的神秘传说。比方一张旧字画，在窃窃私语中，只卖了160元，谁知日后在拍卖会上，竟驴打般不断翻番，卖了22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一个破蓝小瓷碗，声称“元青”，标价12万元，被买主用放大镜不知看了多少遍，好说歹说，8万元买到手中，最后经鉴定，是一个连30元都不值的仿造品；还有一个破茶壶，摆在那里，受冷落一年多无人问津，后来竟黄袍加，被一海外行家100万元买走。据说，这把壶原是明代皇室的藏品，后来散落民间……等等。他在倒中，虽然没有发大财，倒小有收获赢利颇丰，长了不少见识，开了不少。他验了一冒险的快，这为他日后敢于铤而走险奠定了基础。1990年之后，国家经济提速的时代来临，他就像当年的那些最胆略的投机者一样，自然不会放过那为数不多的几次发大财的机会。据林福久向专案组代，在1988年至1993年5年间，他仅与香港商人经营钢材一项，就赚到700万元；1993年，他又依靠可以拿到认购证的便利条件，以及锐的嗅觉，购买20万鞍山合成的企业原始，一年后净赚230多万元。此后，他还大胆地从黑市买下10万合成票认购证，倒手炒卖之后赚了180多万元。

当他完这一切，质上极大丰富之时，他觉得他就像一个政治赌徒，神支顿时坍塌了！

他觉得他那好的理想，就像建立在那松散沙滩上的“丽雕塑”，就像那虚无缥缈大海上的海市蜃楼，当那急风暴雨般的红风暴刮过，当那无比妙的大海雾气散尽，他的最大资本青没有了。而他在那个年代培养来的自命不凡，舍我其谁的神，却丝毫没有减退。而他面对的现实是：他所在的检察机关，是鞍山的特权机关；他的官衔也不，但掌握着生杀大权；往往只要一句话，一个暗示，一个微不足的动作，许多利益便唾手可得，且没有成本，没有麻烦，没有后顾之忧……

“酷吏”在转型投机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