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周要开车到跑300英里，在车上自然要听电台广播。国的电台和中国不一样，一个播音员可以在那个座位上连讲四五个小时。有一天，某个电台的主题是中国。那个播音员对克林顿的中国政策极其不满，于是那位仁兄几乎是竭尽所能对克林顿展开近乎谩骂的攻击，对中国政府和现状当然也是没有一句好话。有一位国听众打电话来责问播音员是否到过中国，那位满嘴胡言的播音员自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依旧词夺理和听众争辩。那位听众显然对中国的近况了解甚多，播音员看无法辩赢，立即将对方的声音关闭，然后开始自说自话起来。我在车上听那无赖的胡扯，国血沸腾，几乎忘了自己在国。

又有一次，是谈国飞机轰炸科索沃。有一位国听众打电话来责问国此次轰炸行动事实上已违反了国际法，那位播音员回：“对，我们是违反了国际法，但我们已经这样了，所以我们是对的。”国人对法律的崇尚在此照样被肆无忌惮地践踏。的确，在我举的这两个例中，正反双方的意见都得到自由表达，看起来是要比社会主义的新闻控制要好，但国电台里现的反方意见给人的觉好像是为了表明新闻自由而摆设的瓶，新闻自由的真正神已被严重曲解了。

我在开篇所提到的那位瘾君杰德使我对资本主义有了新认识。杰德圆，活像一个充满气的大球。杰德的父亲是一个杂货店老板，家产虽然没有亿万，但在曼哈顿也算小康之家。杰德从小便吃穿不愁，游手好闲，没有上过一天的正经班。杰德在过去赚钱的惟一本事是贩卖各类门票，在中国叫“黄”。国黄的账是惊人的，杰德有时一晚可以赚上1000元。杰德的人生理论是“既然钱如此好赚，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呢？”杰德在赚到钱以后，便请女孩上馆，多下来的钱则去买毒品。年届50的杰德，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在贩门票、请女人吃饭和毒3件事中打转。就这么一位从来没有过一天正经活的人，居然获得了国政府的社会保险金，每月600元。而这位国黄在他老爹过世后还可以继承几十万金的遗产。

杰德在千禧年过后，突然有所醒悟，想尝试戒毒。在经过数月的戒毒过后，杰德的毒瘾减轻了许多，但他的重却急剧增加，从120磅增至220磅。杰德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恶习，在商店里顺手牵羊。杰德从来不偷大东西，但小东西几乎天天好偷，哪天不偷，哪天手。杰德的家里早就成了仓库。

“杰德，你现在每天除了偷东西和吃东西以外，还什么？”我语带嘲讽地问。

“还有睡觉，我一到周末，就吃药狂睡，从周五晚上一直睡到下周一早上。中间多起来上厕所，胡吃东西。”

“那么周一呢？”

（bsp;“周一到你这里接受心理治疗。”杰德把到我这里接受心理治疗，当成了他生活的一分，因为心理治疗是一件可以的事。除了这件可的事以外，杰德想不其他可的事。

“杰德，你现在除了偷东西、吃东西、睡觉以外就不想别的事？”

“如果事，我的社会保险金就会失去。我还是愿意这样混下去。”

“你就愿意这样一辈荒唐下去？”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父亲将来去世以后，我就没有人可以依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