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道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孟子是一个伟大的超脱老猾者，他宣扬人类主要的愿望是吃喝与女人，或者说是滋养与繁殖。已故黎元洪总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超脱老猾者。他宣布了中国政治哲学很受人欢迎的格言，也是解决所有中国的党派之争的良方：“有饭大家吃”，黎大总统还不知自己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他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当今中国的历史，他的机智连他自己都未觉察到。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左拉学派从生物角度解释人生对中国人来讲也不陌生，然而左拉的解释是对知识的追求，我们的解释则代表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在中国，一个人无须学习如何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他生来就如此。黎元洪总统从未能以自己的思维能力著称于世，但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本能地意识到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不过是饭碗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何其他问题。因此，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政治提出了这样一个我所知道的最为深刻的见解。

麻木不仁与实利主义的态度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这是只有老年人与古老的民族才能有的态度。这种态度，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可能懂得，正如西方年轻的种族不可能理解一样。道家圣经《道德经》作者的名字“老子”，意思也恰是“老小孩”，这也许不无道理（这个老小孩在公元前6世纪曾骑水牛去向世界告别，路过函谷关时人们请求他留下5000字的《道德经》以启蒙国人）。有人说人过40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不过我们确实是岁数越大越不要脸。20岁的年轻姑娘很少为钱而结婚；40岁的女人则很少有不为钱而嫁人的，她们或许称之为“平安稳妥”。希腊神话中的一段故事也许不无寓意。故事让年轻的伊卡罗斯飞得很高直至装在身上的蜡翼遇热融化，他也坠海而死；老父亲代达洛斯则飞得很低，安全抵家。一个人随年龄的增长，会发展一种低飞的才能。理想主义被冷静、平庸的见解改造，被金钱观念改造。于是，现实主义就变成了老年人的特点，理想主义则成一青年人的特点。一个人年过40而未变成无赖，那么他不是思想软弱者便是天才，后者是“大孩子”，如托尔斯泰，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以及詹姆斯·巴莱爵士2，他们都有这么许多的孩子气，加上对事实的体验，使他们能够永葆青春，我们又称为“留芳百世”。

『1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ortlouis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散文作家。』

『2詹姆斯·巴莱爵士（sirjamesmattebsp;然而，这就是纯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5千字的《道德经》包含了对超脱老猾哲学思想的凝炼叙述，这样精辟的著作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意味着某种超脱者猾者的麻木不仁，该受诅咒的充满破坏性的怀疑主义，对人类干预的嘲笑态度，对所有人类制度、法律、政治及婚姻失败采取的嘲笑态度。这主要倒并不是因为缺乏毅力，而是因为缺乏信仰。这是一种与孔子的实证主义相抗衡的哲学，用来弥补儒家社会的不足，起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儒家的世界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世界观则是消极的，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炼，则产生出我们称为中国人性格的这种不朽的东西（在对待人生的消极态度上，佛教不过是道教的一种狂热的形式罢了）。

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这就是为什么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文人都写诗，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的集子中，诗歌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并且是较散文写得好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这样，当肉体在经受磨难时，道家学说给中国人的心灵以一条安全的退路，一种宽慰。仅仅道家的诗歌就可使儒家严格的生活模式变得可以忍受，它的浪漫主义使得中国文学不至于变成只是为帝王歌功颂德，或一般道德说教那样的陈词滥调。所有好的中国文学，所有有价值的、可读性强、能使人心灵欣慰的中国文学，基本上都充满了道家精神。道教与孔教是使中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负正两极，或曰阴阳两极。

中国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伟大到可以根据扬善惩恶的基本原则制定至高的法典，但我们也可以伟大到不信任律师，不信任法庭，95％需要诉诸法律的纠纷是在法庭外面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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