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到可以制定相当繁缛的礼节，然而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把这些礼节看作生活这个大玩笑的组成分：中国人举行葬礼时的大吃大喝，锣鼓喧天，即可证明这一。我们伟大到可以声讨罪恶，但同时对罪恶又可以无动于衷，不到大惊小怪。我们伟大到可以发起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但也伟大到善于和解，并回再重复以前所反对过的统治制度。我们伟大到可以心制作一完整的对官员行弹劾的制度、行政理制度、通制度、图书阅览制度，但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打碎所有的制度，不理睬这些制度，绕过这些制度，和制度开玩笑，驾驭这些制度。我们并不给大学生们讲授政治学课，教他们政府应该如何工作，我们只让他们看看我们市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在什么就可以了。不实际的理想主义对我们毫无用，因为我们对空想的神学缺乏耐心。我们并不教导我们的青年成为上帝的儿，但我们教他们一个清醒正常的人。因此，我们才相信中国人基本是人文主义者，基督教在中国注定要失败，除非它改换面得令人难以认本来面目，否则不可能被人接受。基督教教义中确能为中国人接受的分是基督的训谕“像鸽一样无害于人”，但是要“像蛇一样机智”。因为这两项品德——鸽一样的温柔与蛇一样的机智——正是超脱老猾者的特征。

依照中国人的观，和平主义并非什么“贵”品德，它只是一般的“善”行和常识而已。如果我们只有今生的世俗生活而没有来世，那么我们想得

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人三最恶劣的特。这些特使他们失去了组织活动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些特来源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看法，这看法既老成又明，它的特征是容忍乃至麻木不仁。很明显，这人生观不无优，它是老年人的德，他们既无野心又无望地立于世上，他们阅历丰富，时刻准备接受生活所给予的一切，但同时又决主张在命中注定的环境下享受幸福面的生活。

由于中国人是富有经验不易动情的人，他们很严肃：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假装生是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许多先知那样想在地球上建立什么乌托。他们知这个世俗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他们只不过是想驾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中国人缺乏西方人的一些尚品德，比如豪、雄心、改革情、参与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等。他们不会对攀登朗峰和去北极探险发生兴趣。使他们极兴趣的是这个世俗的尘世，他们为此韧不、锲而不舍，并且很富有责任和冷静脑。他们乐、幽默、大度、心平气和，有那在艰苦环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无与比的天才（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的神），正是这些神使他们得以享受这个平凡的生活。这些品质中最主要的是和平主义与豁达大度，它们标志着老成温厚的文化，这是当代欧洲所缺乏的。

于是中国人就这样地生活着，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这就发展了某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能够忍气吞声，并与自然和谐一致。这也发展了某防御策略，这防御策略比攻策略还可怕。你到一餐馆就餐，饥辘辘，饭菜却迟迟不来，你可以再唤饭店的伙计，如果他态度暴，你可以找饭店经理发脾气。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他说，“来了、来了”，但是脚上却一动不动，你简直一办法也没有，只能祈祷，或者也非常文雅地骂几声。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人消极方面的力量。这力量，只有领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赏，这就是超脱老猾者的力量。

事实上，我们纵观当代欧洲，似乎可以看到它烦恼的并不是缺乏“明的才”或脑力活动的能力，倒是缺少一老成圆熟的智慧。我们有时思忖，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或许会多少戒除儿自己烈的青年气质，减少自己脑力活动的能力并缩小思考的范围，以便在科学再步一个世纪、世界变得更小的时候，能够学着对生活对别人抱有宽容的态度。当然也有失去欧洲人本的危险。他们或许会学得少一些锋芒，多一圆熟。我相信会发生这变化，但变化的原因不是什么明的理论，而是一善谋自存的本能。那时西方也许会学到并相信少专断多宽容的好，因为世界变小了，宽容就成为急需的了；那时他们会减少谋求步的望，增加理解生活后的焦虑；那时将有更多的人乐于倾听“函谷关老人”的声音。

一句话，我们既认识到人类努力的必要，又承认人类努力的徒劳，这总的心态使人倾向于发展一消极防御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个原则下，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弥补，所有的计划都得以调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饭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们的另一个谚语，意思即英语的“不要惹事”，“别去惹醒睡着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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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