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脑之中，这邪恶也不是局限于官吏上，而是像大榕树的一样，它把自己的荫凉扩展到所有来到树底下的人上。我们中国人并不与这榕树斗争，而是设法钻到榕树的荫凉下面去。我们不像国人那样弹劾官吏，或者把富人的穷付之一炬，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我们设法去他们的守门人，享受官吏们的树荫。

社会等级

问题似乎已经很清楚。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讲的稍微残酷一些，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在竞赛中跑在前面的狗与落在后面的狗，他们也经常调换位置。中国人以自己乐观的宿命论，尚地完地忍受着这安排。在中国，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只有不同的家。他们随着命运的沉浮而沉浮。有幸运的衙门家，也有不幸的家，后者的儿没有在衙门中事，女儿也没有嫁衙门。实际上，没有一个家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很少有一个中国人的家不会通过婚姻或通过熟人找到一个远房的堂兄，该堂兄又认识一位张先生的三公的教师，而这位张先生的媳妇是某位官僚的太太的妹妹，这个关系在有官司要打的时候是极有重要价值的。

衙门家又正可以比榕树。它们的与相错，再错，像扇一样展开。而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这些树都在太底下争到了一块地盘，相互和平共。有一些树所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当代中国行的俗语，“官官相护”。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给这些大树以营养，使他们成长。正如孟在为仁人与普通人的区别辩护时说，“无君，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一次，齐王问孔治国之，孔授之以社会等级观念，齐王大呼，“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不，虽有粟，吾得而诸？”于是，这些树在光的照耀下，着大地的，茁壮地成长着。有一些树长得更健壮一些，它们从大地了更多的，那些在大树下乘凉，并叹于树上绿叶的人们并不知这是大地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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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官吏们对此都非常清楚。那些在北平等待分地方行政官职的人们从内心里，从与别人的谈话中，都知哪些地方“”，哪些地方“瘠”。他们也用华丽的辞藻谈论什么国民预算是“民脂民膏”。如果榨取民脂民膏也算一门科学，那它在方法的多样化与独创方面完全可以和有机化学媲。一个好的化学家可以将甜菜炼成糖，一个更优秀的化学家可以从空气中提取氮来制造化。中国官僚们的本领与化学家相比毫不逊。

这官僚制度的唯一可取之是使中国失去了等级制度与贵族阶层。衙门阶级并不是像欧洲的地主贵族那样可以世袭的，人们不可能认定哪些个人就永远是贵族阶级。没有一个中国家可以说自己的祖先在过去的百年中从未过力活，就像某些法国贵族或者奥地利的哈普斯堡贵族1一样。孔的家族除外，他们在过去的2000年中都未曾劳作。满族军队在1644年征服中国之后，其后裔在过去300年间真正可以说是没有过工务过农；现在满族王朝已被推翻，他们仍然拒绝劳动——我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可供社会学学者们去研究，看一个阶层的人们在被全国人民奉养了3个世纪之后，会产生什么变化，因此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有闲阶级”。但他们是例外的情况。在衙门阶级与非衙门阶级之间，通常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1哈普斯堡贵族：欧洲著名家族，于1270～1318年间统治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