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制作皿并销往全国。他们将创办企业，开发地球上的宝藏。人们将不再植鸦片，因为没有人迫他们去，鸦片就自动绝迹了。他们将会省下足够的钱以防旱涝饥荒等不恻风云。取消那挂着“富国民”招牌的税务局，国家将会更富，人民将会更。

“仁政”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最突的特就是缺乏一宪法，缺乏民权思想。这个特源于一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它将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力量的哲学。制定一“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可能是一些无赖、骗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却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他们会像照看他们自己的孩们的利益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我们放手让他们去理一切事务，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我们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放在他们手中，但从不让他们汇报开支情况。我们给了他们以无限的权利。却从未想到过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仁人君，有教养的绅士。

对这仁政的批评，最细致、最公正、最尖锐不过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韩非了。他是“法家”的哲学家，生活在孔之后约300年的时候。他是法家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人。他赞成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他对人治政府的弊端作了尖锐的分析。他所描述的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状况，与现代中国的状况是那么惊人地相似。如果他是在今天向我们讲话，那是绝不需要修改一个字的。

据韩非的观，政治贤明的开始在于抛弃所有德上的陈词滥调，避开所有德改革的努力。笔者信，如果我们能够早一天停止谈论人民的德改革，中国就有可能早一天现一个廉洁的政府，这么些人持认为德改革是解决政治腐败的方法，这个事实本就是他们幼稚的思维方式的标志。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把政治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理。他们应该看到我们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一直在重复着那些德上的陈词滥调，却没有能够改善国家的德状况，以产生一个稍为廉洁、稍为好的政府。他们应该看到，如果德教化还有一用，那么中国今天就应该是一个圣人与天使的乐园了。我怀疑，人们，特别是那些官贝们，之所以津津乐于什么德改革，是因为他们知这些谈论不会有害于任何人。其实，很可能所有德卫士们的良心都有问题。我发现像张宗昌将军这样一些试图恢复孔教并提别人德准的人通常都娶了5至15个老婆。他们在勾引年轻女方面也很有些手腕。我们讲“乐善好施是德”，他们也随声附和：“不错，仁慈是件好事。”谁都没有受害。另一方面，我却从未听到我们的官员们讲法治政府，因为人民会回答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监狱。”所以，如果我们能早一天停止谈论什么德，早一天讨论如何实行严格的法治，我们就会早一天迫使这些官员正视这些问题，阻止他们装模作样地在外国租界内研读什么儒家的经典。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在韩非时代以及我们当今的时代，有两对立的政治观：儒家的仁政以及法家的法治而不是人治。儒家思想假定每个统治者都是仁人君，从而把他当作绅士对待；法家则假定每个统治者都是无赖、骗或窃贼，所以在政治系中采取措施防止他将不正当的企图付诸实施。很明显，前者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后者是西方人的观，也是韩非的观。正如韩非所云，我们不应该期望人们的行为端正，但是我们应该能够防止他们的行为轨。这就是法家哲学的德基础。换言之，我们不能期望我们的统治者是仁人君，总是在正义的大上穿行。我们应该肯定他是假定的囚徒，并想方设法阻止这些可能的犯人鱼人民、卖国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后一制度效果更为明显，它可以制止政治上的腐败。这样比等着这些仁人君们良心发现要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