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监狱。”再也找不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其人民是这样仁慈地对待他们的行政官员们。韩非说，一切都大错特锗了。我们对官员们的德天赋期望太了，不免有些冒险。如果韩非活在今天，他会建议我们把这些官员们假定为无赖、骗或窃贼，并对他们说：“我们不会规劝你去走仁义之。你变成了仁人君我们也不会为你立牌楼，然而如果你变成了无赖、骗或窃贼，我们就送你监狱。”这倒是结束我们政治腐败的更理智更迅速的办法。

这里，我想引用韩非的一段话。他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这已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著者注），而境年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者众矣。故明主之，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韩非否认“父母政府”有任何好，因为即使是父母也未必能够成功地理自己的女。期望统治者人民像自己的女一样，是不理智的。他冷静幽默地问：孔以自己硕大的仁义聚拢来多少弟呢？他在千千万万的人民中只聚集了70个弟，这不是清楚地证明德的无用吗？期望所有的统治者都像孔那样以德行事，期望所有的民都像70个门徒那样喜德，这难不是很不理智的吗？他的这些话一令人愉悦的挖苦，淡淡的幽默，健全的理智。

韩非对他的国家那些弊端的描述与当今中国的现状何其相似乃尔。那些地方官员及老百姓的格特与现代人如此相仿，我们在谈他的著作时，很容易就忘记他并不是在描述现代的中国。他把当时官府的腐败和人民的漠然归咎于法律保护的缺乏及制度的不完善。他没有行德的教化，而是直截了当地认为政治制有问题，人民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他说所有麻烦的产生都是由于缺乏“公开的和公平的法律”。他痛恨那些儒生们，把他们称作一群喋喋不休的傻瓜。这个称呼也适合于今天我们那么多“穿长袍的国者们”。他说那时官吏的腐败是受到鼓励的，因为没有刑罚。他说，“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垂，事败则以富退。”这些话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大分在大连或上海租界里居住的那些有闲阶级的成员们。他说，正因为缺乏制度，人们的升迁要靠他与某党派的关系，于是，他们的力要放在社会应酬之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之上。这些话放在今天是否也是真理，只有当官的以及当官的候选人，才最明白。

韩非的著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其中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词“公民”。这个章节试日解释中国老百姓对国事普遍的淡漠。他说：“民之政计，皆就安利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而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太少的公民，大多的私人。其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这与德无关，罪恶在制度。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如果对贪婪腐败的官吏没有惩旬，那么，要求人们不贪婪，不腐败是对人提了过的要求。

所以，韩非相信，应该建立任何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得违犯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法律是至无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法律能取代一切个人偏和私人关系。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一个几乎属于西方的平等观念，而且看了一最不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奇怪，与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教义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位法家，他宣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是人不分贵贱、贤愚，一概都要遵守的。他推行一由法律行机械统治的理论，甚至认为不再需要什么聪明能的统治者——这些机械观完全不像中国人的观。

所以，在他的思想系中加了家的成份，“明君无为于上”。君主不应该有所作为，因为他看到以前的君王一般都无所作为，政绩平平。所以应该有一政府机，它的运转是那么公平，那么完，我们的统治者是否明达则无关要了。于是，君主就成了一个挂名的国家元首，就像当代君主立宪的政府一样。英国有一个国王为建筑奠基，为船命名，为人们授勋。但是，这个国王对国家来说并不重要。他是好是坏，聪明与否，或者比较一般，都无关宏旨。制度自己在运转。这实质上就是君王无为的理论，它由韩非予以阐释，并在英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