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石”表示“大跑”，加上“”表示“吼叫”，加上“刀”表示“切削”，加上“草”表示“”，加上“雨”表示“冰雹”。这就是为解决同音字问题所行的调整。

假如问题不在于同音字，假如汉语里有像英语“scraped”“scratched”和“scapel”这样的词语，假如中国人造字之初就发明了“sc…a…p”，这些音素的基本符号，他们也同样会被迫区分“cape”与“scape”、“scape”与“scrape”、“scrape”与“scraped”，以及“scrap”与“scrated”的发音的话，其结果就必然需要有符号字母来指示“s、r、ed（t）、p、ch”等等。要是中国人到这，他们就会有字母，他们中有文字能力的人也就更加普遍。

然而，汉语的单音节决定了它使用象形原则的必然。这个事实本就刻改变了中国人学习的特与地位。由于中国文字本的特，其字形在语中同样反映不来。一个语符在各不同的方言甚至语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发音，就像基督教里的十字架在英语里念作“cross”，在法语里读成“croix”一样。这与老大帝国统一的文化有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汉字的使用，人们在时光逝了一千多年之后尚能阅读儒家经典。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有趣的假设：孔学的经典如果在公元六世纪时就不为人们读懂，那么孔学的崇地位又将发生何许变化呢？

确实，中国文字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经受了一场大的变革，如今连孔门学者分为两大阵营：一派相信古文经学，研究孔宅里免遭劫难留存下来的书籍，另一派则相信今文经学，研究那些年老学者凭记忆记录下来的经典，这些老人在短命的秦朝幸免于难。然而始自公元前213年，持续现了不少儒学著作，其形式相对来讲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改革。这些著作要为儒家经典作用于中国人心灵的眠力负大分的责任。

只要符合孔学早期著作，也就合乎整个文学传统，汉代以后尤为如此，一个中国学生只要能读懂一百年前的著作，也就能使自己读懂13世纪、10世纪乃至2世纪的作品，这方便程度如同一个现代艺术家能够像欣赏罗丹的作品那样欣赏维纳斯。人们会纳闷，如果过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那末古代传统的力量还会如此之盛吗？中国人的心灵还会这样保守，这样囿于过去吗？

然而另一方面，这文字的使用也有助于形成一稳固的文学语言，称文言，它与语全然不同，因而也远非凡夫俗所能掌握。对语言的记录自然要随活的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言由于不太受语音变化的影响，在习语和语法上有更大的自由。它不受到任何语规则的束缚，并逐渐地有了自己的结构规律和大量的习语，这些都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著作中积累下来。于是书面语就获得了一独立的存在，不过多多少少也随着不同文学样式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时间的逝，文学语言与活的语言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直到今天，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文言与语两者的句结构规律也大相径，因而仅仅把现代汉语的词句换成文言的同句，还远不足以称为文言文。比如“三两银”，就必须在句法上能换为“银三两”，又如现代汉语中“我从未见过”，就必须写成“余未之见也”，宾语通常放在否定动词的前面。现今的中小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常易犯习惯用法上的错误，正如初学法语的英国学生会说“jevoisvous”一样。如同学习外语需要大量接才能真正掌握其习惯用法，同样，文言写作也需要把名篇佳作反复背诵多年（至少十年），然后才能写像样的文章，也正像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掌握一门外语一样，事实上也只有极少数中国学者能够写真正符合语法习惯的文言文。事实上，现在只有三四个中国人能写符合周代语言习惯的文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忍受那连外国人也很容易就能掌握的充满书卷气的语言，这语言已经失却了母语的真味。

中国式文字的使用使得这发展成为可能。而且，文字与语音的脱节又加了文字的单音节。事实上，语中的双音节词在文章里是可以用单音节字来表现的，因为字结构本已经使意义十分明确了。于是，我们在语中需要讲“老虎”，以区别于其他超过一打的发音相同的字儿，但在书面语中一个“虎”字也就足够了。文言中的单音节字明显多于语，因为其背景是阅读而非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