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发挥他的创造力，舒坦他的自我，展示他的想象力。

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反映人类心灵的文学，都发源于抒情。观念的文学也是如此：只有发自人们内心的观才会留存于世。早在1795年，德华·杨就在他的《论独创之文》一书中明确指了这一。17世纪一位杰的批评家金圣叹曾在其著作中反复指“诗者，人之心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晨朝夜半，莫不有之。”文学的起源就是这么简单，尽有文学教授用修辞和作文的技巧来加以拖累。金圣叹还说过：“文人非勉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白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中积慷，所言者既已尽所言，即搁笔不得赘一字。”文学作品之所以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它写得，一般作品则不然，而的作品则能够传下来。

文学起源于抒情，这使我们得以把文学看作人们心灵的反照，并把一个民族的文学看作这个民族神的反照。如果把生活喻为一个大城市，那么写作就是屋上的天窗，人们通过这个窗观察生活。阅读某人的作品，也就是从这个人打开的天窗来看生活，因而也获得他对生活的观。星辰、云朵、地平线上的层峦叠蟑以及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和各家屋等等，都还是原来的样，然而通过不同天窗看到的城市却各有其独到之。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学，无疑是想见识一下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心灵是怎样看待生活的，而他们的表达方式又是如何各不相同。

语言与思维

中国文学的媒介（亦即汉语）的特，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把汉语与欧洲语言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学的特，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汉语的单音节。汉语中像“jing”、“chong”、“zhang”1这样的音节，语音效果惊人地相似。单音节决定了汉语写作的特，汉语写作的特又导致了文学遗产继承的连续，因而甚至多少促成了中国人思维的保守。而言之，它甚至有助于书面语与语的一步分化。这又反过来使书面语变得难以学习，使之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最后，单音节也直接影响了某些中国文学作品的风格特。

『1这里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下同。』

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一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的写作系统。欧洲不会在象形原则上发展其写作系统，因为印欧语系语音结构有大量的辅音和无限的不定组合关系，需要分析型的字母，图画文字则远远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单词。由于没有一个表意系统可以单独使用，汉语就用象形原则并通过语言规则来加以补充，然后才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基本的形符于是就只因其语音上的价值而存在。事实上，汉语辞典里四万余字，有十分之九是通过语音组合的原则构造起来的，有大约1300个作为语音符号的表意文字。像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语，只要有大约400个音节组台也就足够了（声调不计在内），比如：“jing”、“chong”、“zhang”。然而在日耳曼语言，要为每一个新的语音组合发明一个新的象形符号显然不可能，比如德语的“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scraped”、“ssh”、“scalpel”。汉语没有发展一西方意义上的语音文字，因为意符作为音节使用已经足够。如果中国人是用如同德语的“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和“scapel”这样的词语来说话，那么这需要本就早已使他们发明了一表音文字了。

汉语中单音节的发音与书面文字间的适当调整，是显而易见的。音节形式的极端缺乏，是汉语的特，其结果是现了大量的同音字。比如“bao”包括超过一打的意思：“包”、“抱”、“饱”等等。由于形象原则运用到的事或行为的时候受到限制，而且它也比较复杂，原来的“包”字就纯粹作为一语音的符号被借去指示其他的同音字。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混，直到汉代书写多少确定下来之前，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借以指示其他词语的假借字。于是就产生了一需要，迫使中国人不得不给“包”字加上一个符号（称“首”）来表示各不同意义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