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占有最大的一类），考察其内容，你就会到置于一个由杂文、小品文、传记、序跋、叙赞、官函以及涉及历史、文学、神怪等各笔记所组成的沙漠之中，茫茫然不知所措。最明显的特是，此类著作中几乎有半数是诗歌，所有的学者都是诗人。如果我们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作家也曾就其他话题写过一篇篇的文章，那末这混杂的现象也许就情有可原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杂文小品包了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的华，也是大分作家唯一的文学创作活动，这是中国文学的“佳品”。中国的小学生在学习散文的时候，总是要把这些文章当作范文来整段整段地背诵。

如果我们再一步考虑到，这些著作代表着多少代以来一个泱泱文学大国无数文人学士们的无数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分，人们就会到灰心或完全失望。也许我们是在用一个陌生的对之并不适合的标准去判断这个事实的。在他们的文章里也总是有人的因素，有人们的笑与悲哀；在这些著作的背后，也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他们所的社会环境，都会使我们兴趣。但是，作为现代人，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归有光是当时第一的作家和文学运动的领袖，但当我们阅读他为母亲写的传记时，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最丰硕的果实时，当我们发现它纯粹是模仿古人的语言技巧，人塑造苍白无力、事实空、情肤浅时，我们有权利到失望。

中国古典文学中优秀散文是有的，但这需要人们独慧，运用一个新的价值标准，自己去寻找。无论是思想和情的解放还是文的革新，人们都需要到一群稍有些不太正统的作家中去找。他们的思想中多少有一左邪说，他们有这么多的智慧内涵，自然会歧视并试图打破文的框架。这样的作家比方有苏东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龚定盦，他们都是知识界的叛逆，他们的作品总时时遭到朝廷的禁止或极大贬斥。他们的作品或思想都有一现了他们个的风格，正统文人视之为过激思想的产，有害于德教化。

文学与政治

自然，语言的束缚带来了思想的束缚。文言是死的，本不可能表达一个确切的思想，结果总是泛泛而谈、模糊不情。在这泛泛而谈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们，完全缺乏逻辑推理的训练，故而议论中经常显示一极端的幼稚。这思想与文学的不一致，造成了一认为思想与文学互不相关的情形。

这就把我们带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来了。要懂中国的政治，就得了解中国的文学。我们或许应该避免“文学”一词，而说“文章”。这对“文章”的尊崇，已成为整个国度名符其实的癖好。这一在现代的公告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学生团、商业机构、还是政治党派，在草拟这样的公告时、总要先考虑语音是否嘹亮悦耳，词藻是否可以修饰得更华丽。而报纸的读者在读这样的公告时也是首先考虑到读起来是否妙动听。这公告常常言之无，但却总是讲得很漂亮，即便是骨的谎言，只要说得漂亮，也会受到赞扬。

这样就导致了这样一类文章的现，它们一旦被译成英语，看上去就极端愚蠢。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党派的公告是这样写的：“凡有损吾国权益侵犯吾国疆域者，吾辈将逐之！凡危及天下承平者，吾辈将制止之！吾辈决心……吾辈将竭尽全力……吾辈需诚团结……”现代的大众将拒绝接受这样的一个公告。他们需要详尽确切的分析，说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以及“逐”侵略者和“制止”侵犯世界和平者的途径和方法。这文学上的恶习有时会愚蠢到极。有一则销售丝袜的商业广告竟长达500字，第一句是：“自从东三省沦陷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