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她所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官上的东西，比如饮、房屋、园、女人和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漂亮的女人和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那样沉洒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末，在我们里，这个民族一定是野的，不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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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之衣，不贵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今试取鲜衣一袭，今少妇数人先后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与衣有相称、不相称之别，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使贵人之妇之面不宜文采，而宜编素，必去缟素而就文采，不儿与面为仇乎？……大约面之最白最，与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之浅者显其淡，之者愈显其淡；衣之者形其，衣之者愈形其。……然当世有几人哉？稍近中材者，即当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者，是树皆有功，而柳为最。总之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目有时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鸟声之最可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乌音宜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直于晓之故，人则未之察也。鸟之防弋，无时不然。卯辰以后，是人皆起，人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鸣而不得，鸣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一夜，技于心，至此皆思调，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庄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属鸣禽，皆当以予为知己。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婢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然匪树木无心，人无心耳。使于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

在李笠翁（17世纪）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分专门研究生活的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宅与园、屋内装饰、界分隔到妇女的梳妆、容、施粉黛、烹调的艺术和的导引，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最后是从觉上把药分成三类：“本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和“一生钟之药”。这一章包了比医科大学的药学课程更多的用药知识。这个享乐主义的戏剧家和伟大的喜剧诗人，写了自己心中之言。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来说明他对生活艺术的透彻见解，这也是中国神的本质。

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神：他对宇宙万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明智的无为；他简朴而舒适的质生活。这温和的神在《浒传》的序言里表述得最为明显，这篇序文伪托给该书作者，实乃17世纪一位批评家金圣叹所作。这篇序文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是中国小品文的最佳典范，读起来像是一篇专论“悠闲安逸”的文章。使人到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被用作小说的序言。

在妇女的服饰问题上，他也有自己明智的见解：

李笠翁在对草树木及其欣赏艺术作了认真细致而充满人情味的研究之后，对柳树作了如下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