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但事实上我们吃过的要比白人多且更有味。吃蛇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一件稀罕事儿。

我们只能说，中国人的趣味十分广泛，任何一个有理的人都可以从中国人的饭桌上取走任何品的去品尝而不必疑神疑鬼。饥荒是不会让我们去挑拣瘦的，人们在饥饿的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呢？没有尝过饥饿滋味的人是没有权利横加指责的。我们中还曾经有人在饥荒难熬之际烹婴孩呢——尽这情形极为罕见——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像英国人吃那样，把婴孩生吞活嚼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要我们认真对待，那末，这样的事情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识，而是“吃”。我们公开宣称“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这个态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非我们老老实实地对待这个问题，否则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吃和烹调提到艺术的境界上来。在欧洲，法国人和英国人各自代表了一不同的饮观。法国人是放开肚大吃，英国人则是心中略有几分愧意地吃。而中国的家在饱福方面则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

英国人不郑重其事地对待饮，而把它看作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这危险的态度可以在他们的国民生活中找到证据，如果他们知的滋味，他们的语言中就会有表达这一义的词语，英语中原本没有“cuisine”（烹饪）一词，他们只有“cooking”（烧煮）；他们原本没有恰当的词语去称呼“chef”（厨师），而是直截了当地称之为“cook”（伙夫）；他们原本也不说“menu”（菜肴），只是称之为“dishes”（盘装菜）；他们原本也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称呼“gourmet”（家），就不客气地用童谣里的话称之为“greedygut”（贪吃的肚）。事实上，英国人并不承认他们自己有胃。除非胃到疼痛，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在谈话中提起的。结果，当法国人打着一对英国人来说不太谦逊的手势谈起他们厨师的烹调时，英国人却不敢冒着损害他们优语言之险去谈论他们的伙夫饶的饭菜。如果他被他的法国主人刨究底地追问之后，他或许会从牙里挤一句：“布丁是极好的”，就蒙混过关了。如果布丁好吃，那末必定有其好吃的理由，对于这些问题，英国人不屑一顾。英国人所兴趣的，是怎样保持的健康与结实，比如多吃保卫尔（bovril），从而抵抗冒的侵袭，并节省医药费。

然而，如果人们不愿意就饮问题行讨论和换看法，他们就不可能去发展一个民族的技艺。学习怎样吃的第一个要求是先就这个问题聊聊天。只有一个社会中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们开始询问他们的厨师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寒暄天气，这个社会里的烹调艺术才会发展起来。未吃之前，先急切地盼望，烈地讨论，然后再津津有味地吃。吃完之后，便争相评论烹调的手艺如何，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地享受了吃的快乐。牧师可以在讲坛上无所顾忌地斥责排味难闻，而学者则可以像中国的文人那样著书专论烹调艺术。在我们得到某特殊的品之前，便早就在想念它，在心里盘算个不停，盼望着同我们最亲近的朋友一起享受这神秘的品。我们这样写请柬：“我侄从镇江带来了一些香醋和一只老尤家的正宗南京板鸭。”或者这样写：“已是六月底了，如果你不来，那就要等到明年五月才能吃到另一条鲱鱼了。”秋月远未升起之前，像李笠翁这样的风雅之士，就会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始节省支，准备选择一个名胜古迹，邀请几个友人在中秋朗月之下，或丛中持蟹对饮。他将与知友商讨如何到端方大守窖藏之酒。他将细细琢磨这些事情，好像英国人琢磨中彩的号码一样。只有采取这神，才能使我们的饮问题达到艺术的准。

我们毫无愧于我们的吃。我们有“东坡”，又有“江公豆腐”。而在英国，“华兹华斯排”或“尔斯华绥炸片”则是不可恩议的。华兹华斯唱什么“简朴的生活和尚的思想”，但他竟然忽视了的品，特别是像新鲜的竹笋和蘑菇，是简朴的乡村生活的真正乐之一。中国的诗人们有较多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他们曾经坦率地歌咏本乡的“鲈脍莼羹”。这思想被视为富有诗情画意，所以在官吏上表告老还乡之时常说他们“恩吴中药羹”。这是最为优雅的辞令。确实，我们对故乡的眷恋大半是因为留恋儿提时代尽情尽兴的玩乐。国人对山姆大叔的忠诚，实际是对国炸面饼圈的忠诚；德国人对祖国的忠诚实际上是对德国油炸发面饼和果糕的忠诚。但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承认这一。许多居异国他乡的国人时常渴望故乡的熏和香甜的红薯，但他们不承认是这些东西勾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更不愿意把它们写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