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中国的好人在哪里，而好人有多少呢？100个有没有？50个有没有？10个有没有？5个有没有？”假使天使来问我，我自己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是不是这些营养不足、半人格的残缺不全的标本，营营扰攘于无足轻重的琐事者，便是剩留于现代中国的全人民，因是一个4万万人的民族自沦于失却牧的羊群生活？什么地方是那些好人自惭形秽而隐匿的地方？不过我还记得好人在中国往往把自己躲藏起来，往往把自己躲藏于酒、女人、诗里面，或其情致较淡则归返自然而过其朴素生活。我于是又想中国的缺乏宪法保障，这个重大的事实怎样大地改变一般的人生观，怎样影响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以人生哲学为社会政治环境的产而非社会政治环境据人生哲学而产生。而经由这个人生哲理的变迁，从主动的而为被动的，多少德，多少建设的努力因而丧失，而真实的步又受其妨碍。

人在中国好像受外来的过误较甚于自的犯罪，因为我想起宋江和一批梁山好汉怎样在北宋末朝为盗寇。因为他们是勇敢光明的盗寇，那些人不能勉为柔顺，而任侠，因为质上不需要任何法律保障。我又想起为什么每个大诗人都纵酒归田以示其轻视社会之志，屈原怎样怨愤而自沉于湘江；而李白中捞月因而落而死；陶渊明怎样自足于白日掩荆扉、采东篱下的生活；又怎样伟大而正直的学者有正确的是非心者常受到贬斥的分，苏东坡贬至黄州，韩愈贬至州，而柳宗元贬至柳州。又想起另一班伟大人，不耐官吏生涯的烦剧，退隐林泉之间而纵情咏；像袁中郎、袁枚、郑板桥，他们都视仕宦为畏途，而自甘于逸静生活，朝捧粥而，夜伍虮虱而眠。我又想起当局势混之际，正直学者常被逮捕，他们的妻孥家属遭满门抄斩，如满清初叶枝连之惨祸。于是我方始明白他们需要佛教学说，这是他们一分所赞成的，也需要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他们全所赞成的。

于是我又纵观现代而睹许多好人绝足仕途；王国维颐和园昆明池，康有为晚年过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鲁迅陷于沉默与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学革命的发动；章太炎养晦于苏州；而胡适，杜威的门生，秉有更取的人生观，亦只空想地草草他讲人民的痛苦，并无多大情，虽他不愿意放弃一切主张而让国家归于灭亡。——胡适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愤激之一刻，曾怒吼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有许多好人他们不能为国家力，因为人们的以其恶行加诸别人，而坏人以其恶行加于好人，好人乃一件朴素的棉袍把自己伪装起来。但还有别的好人，不止是5个，不止是50个，却是千人万人数百万人，他们无声无息地忍着痛苦。这情形使旁观者也觉得可怜；那么许多好人竟没有一个领袖抵得上半个甘地的程度；中国的个人比较来得老练，至于政治的和国家的方面、我们还刚刚在幼童时代。于是我将观察其原因，以谋获得一路。

我将这问题更推一步而问：为什么我们个人老练而政治国家幼稚？为什么数百万好人之中，那么缺少伟大领袖以领导国家脱离紊？这些可能的领袖是否遭了暗杀，受了行病，或则是中夭亡？或则是否他们到了40岁已未老先衰；是否他们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太大，因而渐渐随波逐腐化起来，转取消极放任态度，最后自归湮没像白居易诗中的人老大嫁作商人妇。那么那些中途夭折之辈倒是幸运儿，他们年纪轻轻死了，留下好的声名。但是历史看来不承认这样的说法；历史显示和孔学说肯定：每当困难严重之际，那是伟大人变更了国家的命运。但是我又想起中国历史上的沉浮变迁，许多伟大人被磨折成小人。那很可以归罪于制度或诿过于一制度而非可责人。那很容易用唯辩证法来证明其为军阀政治的逻辑的结果。那很容易表明军阀都是好人，为不良环境之牺牲，受了他们自己地位之压迫，不得不加重税于人民自固其势力，他们的地位又太易于遭遇引诱，几非任何人所能抗拒。但是我又想起日本的维新运动，他们经过同样的阶段，同样军人政的局面，然在伊藤博文领导之下，卒能获得伟大的成功。然而你可以说，日本的幅员小，那我们又可以归罪于我国领土之广大。于是我们又想起俄罗斯的榜样，挟有等埒半大洲的领土，而其人又大多数为与中国相等的贫苦不识字的农民，布尔乔阶级同样的冷淡，上豪劣绅同样的腐败。但是这些老骨还有旺盛的力，老俄罗斯摆脱了旧的骸壳而现了形态簇新的国家，辉耀着新的希望与神。于是我将说，呸！什么是唯辩证法！

寻求原由常导人返求领袖人才，寻求刚毅而诚信的领袖人才，因为像孔的见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