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等问题的一些看法。由于林语堂本的复杂和读者个的差异，此书直到如今，仍被误读。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

误读之一是所谓的“历史循环论”。这是指“新血统的混”一节中林语堂所引李四光博士的一段论述，讲中国和平与动的循环周期：“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800年为一单位的周则。”这是李四光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变化之后得的结论，林语堂也认为这周期的确是确得“惊人”，令人“不可思议”。林语堂先生的本意是借用这样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来更好他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分原因在于不断同化外来民族的活力，以便更好地阐明不同周期内相同时期文学艺术上的一些共同特。这理论用来总结历史，总结过去（主要指漫长的封建社会），可以看作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如果用来指导未来，当然很有问题（因为一切理论都是对已往经验的总结），好在李、林二先生均无此意。这里，林语堂侧重的是民族、族、文化，而非阶级问题。的确，这一家之言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们恐怕不能据此得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宣扬历史循环论，用来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他的中国无阶级论寻找理论据这样匆忙的结论。

误读之二是所谓“中国无阶级论”。在“文化的稳定”一节中，林语堂说，除了稳定的家制度之外，“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因为科举制度使人们可以从寒门走向权势和名利，从而“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内再生能力得到周期的补充”。而且由于人们对田园理想的崇尚，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往往在下台之后便返归自然了。实际上，“没有固定的阶级”并不等于没有阶级，虽然它们之间只差一步之遥。在“社会等级”一节中，林语堂又指，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一个是非衙门阶级，前者可以为所为，后者则须纳税守法。衙门阶级好比榕树。非衙门阶级则好比土地，熔树靠大地的生存——林语堂的阶级情还很分明！可见，在林语堂里，非但有阶级，还有略的阶级划分，只是其内成员不固定，有阶级转变。可惜的是，林语堂忽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大阵营中大分固定的内成员，及其相互之间固定的、长州的矛盾。

误读之三，认为林语堂笔下的“吾国”既然是一个没有固定阶级的国家，那末他中的“吾民”就是没有阶级之分的象的人。我们认为，这观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林语堂所认为的“中国无固定阶级”是指某一阶级之中内人员的不固定，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作为阶级是固定存在着、对立着的。如果分析中国人的格，先把阶级划分开来，然后依照阶级的不同刻画格的不同，当然是可行的。但这不应该是唯一的方法。正如心理学家可以把人的气质分为胆质、多血质、粘质和忧郁质一样，中国人与外国人总还有格上的不同。林语堂先生是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他非得介绍中国人格的一般特。于是，他另辟蹊径，把中国人的格归纳为这样八条：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稽、因循守旧。这些特归纳得是否合理正确，当然可以讨论。但有一是肯定的，即这些特或多或少在大分中国人上都有所反映，衙门阶级也罢，非衙门阶级也罢。林语堂先生所的，只是把普通中国人的共同特作了一个归纳。这分析方法看来还是有其一定理，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误读之四，认为林语堂先生在描述中国人的这些格时“以偏盖全”。事实上对于那些敢作敢为、品格尚的中国人，林语堂也不无溢之辞。他们中有邵飘萍和林白，两人均因抨击那些制造“三。一八”惨案的北洋军阀而惨遭杀害。邵飘萍还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中共早期秘密党员，当时的《京报》社长。受林语堂称赞的还有国共两党的级领导，尤其是朱德和泽东。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里，林语堂盛赞他们，认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于国家与民族之大义，不计蒋介石多年剿共的前仇，而力主将其释放，实在是宽宏大量之至。另外，林语堂还在书中多次称赞“生机的共产主义青年”，以及充满国情，一心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目前台湾行的译本，没有这一章。因此，说林语堂在分析中国人的格时没有考虑到这批人的存在，是不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