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两个人饭票合起来吃，理由是她喜吃瘦，而德望喜吃，两个人合起来吃不浪费。等到他们俩合起来吃饭的时候，想不好都不行了。但是在毕业的时候，他们的情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来的时候，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他们那时候是中国当时最耀的人，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凯歌声中踏大学的，他们不但上大学，而且还要大学，用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尤其是教育战线，变化最明显，一个“考”字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考制度的恢复，振奋了全国人民，涉及到千家万，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效果最明显的举动，其作用丝毫不亚于后来的“包”字。事实上，项茹梅、德望、于琴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毕业，欧健他们这批通过考的新一代大学生已经踏校门。各个学校发生新老学生闹矛盾甚至打架的事情并不少见。比如在当时重庆钢铁学院的学生堂，排队的时候有学生队，于是新同学就写一个类似大字报的东西贴在堂里面，说他们来了之后看见了一个与等学府极不相称的现象云云，老学员一看，不愿意了，上就写另外一个东西，说在这些吃饭不排队的人当中，居然发现不少陌生而肮脏的面孔，等等。好在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扩大，因为老同学很快就毕业离校了。

老学员在毕业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这批学员来的时候说好是“社来社去”的，但是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社来社去”已经是一个需要纠正甚至遭受批判的东西了，那么他们这些人到底往哪里分呢？说实话，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国家当时对如何理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政策。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要理的问题太多了。于是，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了不同的解决方式。一方式认为这批工农兵学员是当年主席搞的，既然是主席搞的，能不动最好就不要动，那时候有一句话，叫“照过去方针办”，甚至还有一些领导公开说他对“红卫兵”和“工农兵”都没有什么好，所以，在一些地方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招生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另一方面工农兵学员仍然还要社来社去。学员本人当然不愿意社来社去，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集请愿的事件。最后，大多数地方采取了比较妥协的方法，就是改“社来社去”为“哪来哪去”，并且对这个“哪”字适当地延伸。以项茹梅和德望为例，他们都来自大山区的延安人民公社，说他们都应当回到大山区，但是只要将“哪”再往前面延伸一，回大山区的只能是德望，而项茹梅在来大山区之前是从重庆“来”的，所以这时候就应当再“回到”重庆。

德望们震怒了。据说他们临走的时候大骂社会，大骂学校，大骂项茹梅他们这些原本就是来自城市的同学，说这些同学利用了农村的同学，当他们自己能够留在城市之后，上就抛弃了这些农村的同学。就像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前面的人一旦自己已经挤上去了，上就回过来踩后面的人。

对于德望来说，现实更加残酷，因为照这个分方案，他必须回到大山区，而于琴则要回到广东州。所以，德望是怀着怨恨离开钢院的，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班同学联系，包括项茹梅。

项茹梅后来还跟王思蜀打听过德望，据王思蜀说，德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