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下的誓言并为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

政府——他无法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页，约瀚。斯帕尼尔著，哈佛大学贝尔

克纳帕版社，1959年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脆的讲演中或许

可以看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耶奖

时向西军校全学员发表的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

吧……这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国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经常地

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线”、我们的生活准可能降到

“最普通的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所得日益减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

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

问题”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军官不应涉政时是不是把自己作为一例外情况看待了呢？是不是由于

这些年来有了冷静地行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确实象詹姆

斯·赖斯顿一九五o年指的那样，是“一个天生的唯我独尊、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

人”呢？

与久负盛名的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这些不名的小人以及明天的

无数其他无名之辈，必须继续据历史的事实耐心地探求伟大人的是非功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人类的命运得到改变，才能指望避免或减轻人类的灾难。麦克

阿瑟的事例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从这件事应该汲取的一个重

要教训，是军政当局之间应建立这新的正常关系。

如果在麦克阿瑟一再拒不执行指示之后，在将军对批准通过的方针、政策公开制造舆

论、表示不满之后，总统还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那总统本人就要犯玩忽职守的错误。就

连麦克阿瑟早先也曾说过，作为一个总统，把自己的职权给任何一个下级（例如麦克阿瑟

本人）都“不能算是委托，而是放弃责任”。我们到欣的是总统并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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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今天还有人提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关于实现停火应采取的手段等其他问

题。这是一些与我们当前在亚洲面临的困难有明显联系的问题。譬如：难真的只有在停战

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者之间行选择吗？对我军加战争的规模加以限制的战略是正

确的战略吗？我们未能使用包括原弹在内的全力量对中国人的预作反应，是否应归

咎于毫无据的恐惧心理？我们的孙后代今后是否会被迫为这悲剧的让步付代价？

停战谈判是不是只是共产党人把我们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抢走的一个招？其中的一些

问题将有待历史来作判断。不论我们如何认真严肃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们都不

可能准确地预言，如果不是作了过去那选择而是作了别的什么选择，我们会得到何

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