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性的事，常常也是人性的，它总是浮动在人性的底层。川端康成在〈日本之美与我〉里说“有思想的人，谁不想自杀？”卡缪在《异乡人》里说“每个正常人，多少都曾期望过他们新爱的人死掉。”这些不能被世俗承认的言论，却可能冲击着读者的心灵，甚至获得某种程度的共鸣。

人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动物。当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别人做了，而且被发现、被惩罚，便能引起自己暗暗的快感——看吧！幸亏我没做，否则下场也落得如此。

看吧！我都不敢，他居然敢，活该被修理。

看吧！不是只有我想做，许多人已经做了，有一天我做，就不稀奇了。

于是社会在表面呈现高度的礼教，在底层却浮动着离经叛道。也幸亏这离经叛道的东西存在，于是被小说、电影、戏剧、绘画……一一摊开来，且引起人们的共鸣，千万潜藏的快感。

现在居然从一只小蛐蛐的身上，都看到那离经叛道的事，怎不令人有些“刺激的喜悦”呢？

让我想起前些时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生命不过如此”（lifeandnothingbut）这部被纽约时报影评人评为“滔滔、感人，而且幽美”的电影，描述一次大战后，遗族们纷纷赶往前线认领自己亲人的尸体。

一个衣着考究、美艳无比的少妇也去了，一处处奔波，当最后确定丈夫已经死亡之后，居然说：“原先真怕他还活着，却变成了个废人；现在知道他死了，反而轻松了。”最后竟然爱上带她认尸的一个军官。

“找，只是基于夫妻的情义，不得不找。”“找，只是想确定他真的死了。于是我获得完全的自由。”

这只母蛐蛐出来寻夫，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想法呢？

死本来就是不必被同情的。不管怎么样，死者感受不到同情。真正该被同情的，是生者。所谓“逝者己矣，生者何堪。”死的人，是主动离开的人，留下活着的孤儿寡母。怪不得许多未亡人会先“抚尸”痛苦，再“捶尸”大骂：“你好狠的心哪！抛下我们不管……”

既然如此，另结新欢，甚至为新欢演出“大劈棺”，又有什么不对呢？

“大劈棺”应该是平剧迷无人不晓的戏码。它演的是什么？演的是奸夫淫妇还是一个“实实在在要活下去的女人”？既然丈夫已经死了，进了棺材。新来的男人便不是“奸夫”；为了救新男人，而去劈前夫的棺材，挖前夫的脑子治病，也是一种权衡之后，不得不做的事。

话说回来，这妇人的丈夫，明明没死，却要装死，还化装成另外一个男人试验自己的妻子，又难道是对的吗？

我有个男学生要和太太离婚。原因是他在情人节故意偷偷用“一个仰幕者”的名义送了一大把玫瑰花到他太太办公室。还附封信，约定下班之后，在某餐厅碰面。

那太太下班前先打电话告诉丈夫，她要晚一点回家，接着就好好化了妆、喷了香水赴约。当然，碰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丈夫。

情人节，两个人居然闹离婚。丈夫说太太不忠，时常想着出轨；太太辩说，就猜到是丈夫在恶作剧。

问题是，这男人何必去试探？要知道，试探的不是老婆，是人性。是人性底层的好奇与叛逆。

他跟“大劈棺”里的庄周一样，是混蛋！

想到这一点，我就不怪母蛐蛐了，觉得她能在凭吊之余，把丈夫当食物进补，未尝不是聪明之事。正想着，那“大劈棺”居然就上演了。

先听到隐隐约约的蛐蛐叫声，渐渐由远而近，这母蛐蛐的男朋友竟然已经追来了。

这又使我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大概因为越战才结束，男人十分“缺货”。有位美国女人对我说了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在海滩上遇到一个男人。“你从哪儿来？”女人问。

“我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坐了十年牢。”

“那太好了！”女人居然兴奋地叫来：“那么你一定是单身汉了。”

最近我家附近有个富婆死了丈夫。大家也交头接耳地说：“她丈夫死的那天夜里，有十几个男人打电话向她致哀。”

于是我猜，这新来的公蛐蛐会不会也看上了富有的母蛐蛐呢？瞄瞄死蛐蛐的大腿，黑黑的，紧紧的，如同腊肉。或许在蛐蛐的世界，这尸体正是了不得的美食。

公蛐蛐也真大胆，居然跳到了我的地板上。我狠狠一脚，把它踢到书柜上，趁它还没反应过来，一把就抓住了。

立刻“送作堆”。果然像老情人碰面，先是唱歌跳舞、彼此追逐，又一起跳进金笼子，享用那“可怜的亡夫”。

尸腿很快被整条咬了下来，两只蛐蛐一起分食，头靠着头，如同饮“交杯酒”。

在丈夫的尸体前面跟另外一个男人作乐，甚至跟一个本来不认识的杀夫的仇人交欢，其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想想，古今中外，杀了对方的男人、虏了对方的女人，再纳为自己妻室的有多少？看看中国婚姻史，为丈夫殉节的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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